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俊杰笑书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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俊杰笑书郎

近期，随着《庆余年2》的热播，赖明成赖御史的惨烈下线让有数观众为之泪崩。

身为都察院的御史，赖明成坚毅克己，在范闲都对二皇子所代表的皇室贪腐暂避矛头的时刻，



只要他毫不畏惧地直面势力，用鲜血和生命展现出了一个御史所应有的勇气与责任

而像赖御史这样阿谀阿谀的监察官员们，在明朝的历史上尤为闻名，



其中势力最大、最受关注的，无疑是过后明朝十三道御史中的河南道！

河南道的“共同”位置和组织规模

到了明朝前期，人们形容十三道的状况时就经常说：



“十三道监察御史有分道无专官，一人尝兼数道，河南道独掌内外官调查之事。”

这就说明河南道的监察御史势力很大，位置也很不凡。

“国初设浙江等十二道监察御史六十员，后增为十三道，一百一十员，后不全设。”

其中，河南道的监察御史有十团体，两个文书和七个典吏，这就是担任河南道衙门事务的基自己员造成。

南京的都察院规模稍庞大一点，十三道的监察御史总共有三十多团体，每个道两到三团体，起初也没有所有设立，其中河南道的监察御史有两个。

十三道的衙署都在都察院的衙门内，各有各的办公地点。

依据《南京都察院志》这本书的记录，南京都察院的公廨位于南京太平门外，公署外部正中有一个大堂，东边有七个道的监察御史衙门，西边有六个道的监察御史衙门，



“河南道接厅西首小房半间在福建道后”。

河南道宽泛的分管范畴

十三道监察御史的部门有担任控制的，也有帮忙控制的。

河南道的御史关键担任控制河南布政使司、河南按察使司、河南都司等河南省内的中央部门。

同时，河南道还帮忙控制礼部、都察院、翰林院、国子监、太常寺、光禄寺、鸿胪寺、尚宝司、中书舍人、钦天监、太医院，以及司礼、尚膳、尚宝、直殿等监，酒醋面局，钟鼓司，教坊司等部门。

以上是河南道分管的范畴，其实可以依照各衙门的职能和性质分为以下几类：

即河南布政使司境内的部门，如河南布政司、河南按察司、河南都司。封地在河南境内的王府也在河南道分管范畴之内，如伊、唐、周、郑四王府。

2.直隶地域的府州卫所和盐运司。

如在京羽林左、留守前、留守后、神武左、神武前、彭城六卫及两淮盐运司，直隶扬州、小名二府，扬州、高邮、仪真、归德、宁山、潼关、神武右各卫，泰州、通州、汝宁各千户所。

包括外朝中的礼部，都察院，翰林院，国子监，太常寺，光禄寺，鸿胪寺，尚宝司，中书舍人，钦天监，太医院；内府的司礼、尚膳、尚宝、直殿等监，酒醋面局，钟鼓司，教坊司等。

其中值得留意的是河南道带管监察了简直中央一切与祭礼、礼乐相关的部门，如礼部、太常寺、光禄寺、鸿胪寺等。

这与河南道职能中蕴含对礼制的监视有亲密咨询。

而河南道所属的都察院也被本道带管监察，这也是河南道位置逐渐提高的一大要素。

内府的几个关键监局也由河南道带管，表现了明代内外部门相互制衡的特点。

从河南道分管范畴来看，河南道监察范畴自外之郡邑至在京部院内府监局都在监察范畴之内，



而所管部门蕴含了军、政、监察等诸多不同职能的部门

毛伯温以为明代十三道御史



“以宫府为一体，合内外而并临”




“品秩虽不加崇而统摄兼乎高低矣”

毛伯温曾任官台宪，对明代御史职能的特点体会颇深，凝练地概括了出明代监察御史虽品级不高，然而按治之权

掌河南道御史的设置及演化

河南道的掌道御史是实行河南道职权、担任本道事务的主管御史。

明初，太祖设守院御史出纳一道之政务



，“内则承号令，颁布于四方，纳四方之来文，以达朕听”。

洪武十五年，更置都察院后，“分察院为河南等十二道，每道铸印二，其文皆曰‘绳愆纠缪’。守院御史掌其一，每道置御史或五人或四三人，推久次者长之”。

从明初御史印信制度来看，守院御史主持本道御史印信，掌道御史之称渊源于此。而守院御史以本道御史中“久次者”为之，其选任皆以各道资格久者为之。

河南道职任惨重，掌道御史的选任更为谨慎，非资久年深者难为此任。

守院御史或掌道御史本就基于各道御史员额泛滥且差派流动不定而设置，以出纳本道事务为职。

然而，明代御史的差派始终增多，凡查仓、屯田、印马、捕盗、会问事情等事皆委御史返回按察。

派遣过多引发了诸多疑问，如御史员额有限，无差可派则将守院御史一并差出，守院之职因之而废弛，御史本职受到破坏。

河南道又有考核之责，掌河南道御史若介入轮差，则难以履职任事，相关甚大。 故此，自明中叶以后始终有宪臣上书恳求“专御史之委任”，尤其是专河南道掌道之委任。

武宗即位之初，南京监察御史陆昆奏请“专委任以精考核”，内称：

经陆昆奏请之后，河南道御史缩小了介入杂事的差派，得以兼任考核之事。



然而掌道御史并不能固定，虽恒用年深者掌之，然而仍须介入轮差，造成主持数易，更替过烦。

至万历年间，御史缺额更为重大。

万历二十一年（1593），左都御史孙丕扬进一步恳求“专御史之掌道”：

首先，将掌道的名额外为六人，这样就缩小了掌道御史的数量，使得御史被派进来口头义务和留守院内的人数比例愈加平衡。

其次，在明朝前期，御史的资格是依据他们口头的义务来评定的，口头的义务越多，资格就越高，升职的时机也就越大。把担任掌道御史看作是一种义务，这样就能更繁难地计算御史轮岗、升职的资格。

掌道御史的义务化使得这个职位可以和其余职位一同计算义务量，一年换一次性人也和其余巡逻义务的期间相等，不用担忧担任掌道会耽误升职的期间。

“先三差回者，次两差回者，又次中差回者”的选用方法表现了


的选用准则。然而在万历前期，御史的名额没有补充，即使把一切的御史都派进来也不够，



“缺人差用，亦必掌逾半年始更易之”

天启三年（1623），都察院左都御史赵南星上书说：

“我院的事情，无论大小都让河南道来审查，责任十分重。以前咱们自行选择，一旦被外派义务夺走，就像没有轮子的车，恳求以后改为指定义务，分心于法律事务，不介入其余义务，一年一换。让咱们从巡视方面有声望、公正老实、明练、能接受压力的人中推举两人，请旨点用。”

赵南星进一步恳求将河南道（应该是河南道掌道御史）由轮番义务改为指定义务，而这个义务不用依照资格深浅因由年长的御史担任，



而是由都察院堂上官从各御史当选出才干出众、有声望的两人



，请皇帝指定经常使用，无利于选出才干相当的人担任这个职务。

河南道掌道御史的选用方式曾经与京畿道刷卷、两京提学、巡按等义务的选用方式基本分歧。

河南道掌道的选用逐渐实现从本道“推久次者掌之到轮番义务、指定义务的转变，表现了明代御史各道录事职能的淡化与义务渐重，更表现了河南道掌道御史的不凡位置。

河南道掌道的指定义务化从制度上处置了常被外差所夺的疑问，以义务的方式保障了该职反常的运作。

古时候“八府巡按”有多牛？相当于如今什么职位？

八府巡按是指明、清时官职，民间俗称，正式官衔应该是监察御史，分巡各省称巡按御史，戏剧、小说等引用改成八府巡按，职权极大。职务的正式称为应该是“监察御史”。这个职务其实就是代替皇上巡视各省，是皇帝的耳目。

一、设置历史

这个职务最开始设于隋文帝开皇二年（公元582年），《新唐书·百官志三》记载：

其实八府巡按只是戏曲上的官职，在明朝都察院下倒是有十三省巡按一职全称为巡按御史，正七品，《明史》记载：“北直隶二人，南直隶三人，宣大一人，辽东一人，甘肃一人，十三省各一人。”据《清史稿》记载，清初沿明制，设都察院，下有十五道监察御史。顺治初，又有巡按御史，每省各一人，顺治以后逐渐废除，改为十三科道，而每省中设分巡道一职，即俗称道台，正四品，位知府上，和明朝的巡按有多少相同，但职权大多了。

二、职能，职责

大家主要掐几个关键字样看，“正八品”这在古代并不是多大的官职，我们常说“九品芝麻官”这个官位，从职能上，就比个芝麻官大一点？因为这个官职品级虽小，但权力极大。是代表皇帝行使监督权的，可以监督皇帝以下的所有文武百官，御史虽统辖于都察院，但是却直接归皇帝管辖。说白了监察御史就是皇帝的耳目，如果是派遣到了地方的监察御史那权力就更大了。

因为他们上可监督总督、巡抚一级的大地方官，下可深入到州县，帮助皇帝了解民情。别看巡按御史只是一个七八品的官员，但是总督见了都得客客气气的。生怕一个得罪了，被巡按御史在皇帝面前参一本，那以后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三、八府由来

八府巡按的形象多为正义的，这可以理解为百姓对官吏们公正廉明的一种渴望、期盼有廉明的官员来管一管他们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是百姓希望吏治清明的一种表现。

八府由来

明代很多省份（布政使司辖区），都分八个府。如：

福建：福州、建宁、延平、邵武、兴化、泉州、漳州、汀州八府

陕西：西安、汉中、凤翔、延安、庆阳、平凉、巩昌、临洮八府

河南：开封、归德、河南、南阳、汝宁、彰德、卫辉、怀庆八府

贵州：程番（贵阳）、都匀、黎平、镇远、思州、铜仁、思南、石阡八府（安顺等府是明末才增加的）

四川：成都、重庆、夔州、保宁、顺庆、叙州、马湖、龙安八府（遵义等府是明末才增加的）

广西：桂林、南宁、柳州、梧州、平乐、庆远、浔州、思恩八府（太平、思明等府是土府）

嘉靖年间被人称为“鬼才”的严世蕃，究竟有多聪明？

严世蕃虽然是个不折不扣的恶人，但是在历史上对于他的聪明确实不吝赞赏。

严世蕃很会揣摩人心，尤其是朝臣和皇帝的心思，所以他才能长袖善舞的纵横朝堂。

最具典型的就是他被抓捕后的处置。当他被下狱后，他就提前安排了人传播言论，来让自己脱罪。

当时严世蕃派人大肆散播消息，说审理自己的三法司要为杨继盛和沈鍊(liàn)申冤，称他们之所以会死，全部是严世蕃等所为。

三法司也确实把此罪列为头条，可是却被聪明的徐阶驳回。原来，严世蕃知道当年最终给杨、沈二人定罪的就是嘉靖皇帝，绝非是自己所为，而嘉靖却是一个有些刚愎自用且极爱面子的皇帝，看到这些罪名肯定不会批准的，因为一旦批准，就意味着嘉靖要承认自己的错误（造成杨、沈冤狱），这是嘉靖所不能容忍的。

所以要不是徐阶的存在，他还真可能无罪释放了。

还有一回，嘉靖皇帝夜传圣旨，询问某事当如何处理，很难定夺。严嵩与大学士徐阶、李本商议半天，每人各写一帖处理意见，可是反复斟酌，始终不敢回复皇上。严嵩只好派人飞马向严世蕃求教。

时间已过凌晨两点，不能再拖了，三人不得已只好将商议的结论誊录交上了。不料，皇帝看了都不满意，让打回来重写。恰在这时，严世蕃的回帖来了，照他写的抄录一份交上之后，皇帝顿时满意了。

这么多书，如星河浩瀚，那些饱读诗书的大学士们也不可能完全记得。而严世蕃，一个非科班出身，只是靠父亲走后门混进官场的人，竟然可以办到，除了聪敏博学，还能说什么呢？

光这些还不算出奇，严世蕃的精力旺盛的简直不像凡人。都说酒能误事，但这严公子居然吃喝玩乐和处理公务两不耽误。

可惜有着如此才能，他却不走正道，贪赃枉法，卖官鬻爵，最终落个凄惨下场，实数应该，所以人无论多聪明，还是要走正道啊。

有谁知道历史上真实的多尔衮是怎样的?

从孤儿弱主到和硕睿亲王 多尔衮是努尔哈赤第十四子，明万历四十年（1612）十月二十五日降生 在赫图阿拉，生母阿巴亥，姓乌拉纳喇氏。

这时，努尔哈赤已不再是地位低 微的小部落头领，而是统一了女真各部的“聪睿恭敬汗”，并且正在进一步 发展统一事业，为建立清朝奠定基础。

当多尔衮诞生未满百日，努尔哈赤就 率大军进攻乌拉，最终灭亡了其妻阿巴亥的母国，多尔衮母子面临着被打入 冷宫的危险。

但是，由于努尔哈赤优待降顺者的政策，以及阿巴亥富于心计， 善为周旋，使他们母子安然度过难关，随着时间的流逝，多尔衮也步入了台 吉的行列。

公元1616 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国，年号天命，两年后以“七大恨”告 天，发动了对明朝的进攻，揭开了明清战争的序幕。

在对明战争节节胜利中， 后金内部的矛盾斗争也不断发生。

天命五年（1620）九月，努尔哈赤宣布废 黜大贝勒代善的太子名位，而“立阿敏台吉、莽古尔泰台吉、皇太极、德格 类、岳讬、济尔哈朗、阿济格阿哥、多铎、多尔衮为和硕额真”，共议国政①。

也就是说，从此时起，多尔衮以八龄幼童跻身于参预国政的和硕额真行列。

这样一个改变后金政治格局的重大行动，是从当年三月努尔哈赤体弃滚代皇 后富察氏开始的。

当时虽然给大福晋富察氏头上加了四条罪状，但是都缺乏 足够的根据，例如四大罪之一，便是代善与富察氏关系暧昧②，实际上，是有 人对他们进行陷害。

富察氏被休弃之后，取代她作为大福晋的正是多尔衮之母阿巴亥。

这样， 努尔哈赤爱屋及乌，多尔衮及其兄弟阿济格、多铎地位上升便在情理之中了。

此外，代善由于处处计较而失去乃父的欢心，又听信后妻的谗言而虐待已子 硕讬，这就为觊觎其地位的人们带来了反对他的口实，造成了前面所说的其 “太子”地位的被黜。

这样，在努尔哈赤共治国政的制度下，多尔衮兄弟便 第一次成为均衡力量的鼎足之一。

多尔衮此时还不是旗主贝勒，而仅与其弟多铎各领十五牛录，他毕竟还 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政治地位不如阿济格，甚至不如多铎。

在天命年间许 多重大活动中，都不见多尔衮的踪影。

天命元年（1616）正月初一的朝贺典 礼中，可以亲自叩拜努尔哈赤的宗室显贵中，阿济格与多铎分列第六、第七 位，而多尔衮则不允许参与其中③。

尽管如此，除四大贝勒和乃兄乃弟之外， 多尔衮是领有牛录最多的主子，超过了德格类、济尔哈朗、阿巴泰等人，在 当时来说，也算是颇有实力的一位台吉了。

但是，好景不长。

努尔哈赤在天命十一年（1626）八月十一日去世，临 终前曾召见爱妻乌拉氏阿巴亥，似乎要授以遗命。

但众贝勒早就担心多尔衮 三兄弟力量迅速壮大，便在拥戴皇太极继位为汗之后九个时辰，迫令阿巴亥 自尽殉夫，声称是太祖的“遗命”。

这时候，多尔衮三兄弟的处境最为艰难， 他们既失去了政治依靠，又面临着兄弟们对其所领旗分的攘夺，谁知道今后 又会有什么灾祸降临？ 皇太极继位之后，虽未向他们开刀，但也通过三份效忠的誓词把他们的 地位贬低很多，特别是皇太极在后来一系列加强皇权的行动中，更是都处压 制他们的两白旗势力。

连代善、阿敏和莽古尔泰三大贝勒都处处受挤，多尔 衮兄弟又怎能幸免。

但是，皇太极知道，若要削弱最威胁皇权的三大贝勒的 权力，自己的实力还不够，还必须拉拢和扶植一些跟他无甚利害冲突的兄弟 子侄，其中就有多尔衮。

天聪二年（1628）三月，皇太极废黜了恃勇傲物的 阿济格之旗主，以多尔衮继任固山贝勒①。

这时候，多尔衮刚满十五岁。

少年多尔衮在夹缝中求生存，开始显示出他善于韬晦的过人聪明。

他一 方面紧跟皇太极，博取他的欢心和信任，而绝不显示自己的勃勃野心；另一 方面则在战场上显示出超人的勇气和才智，不断建树新的战功。

天聪二年 （1628）二月，他初次随皇太极出征蒙古察哈尔多罗特部，立下战功，皇太 极赐予“墨尔根岱青”的称号，赞他“既勇且智”①。

半个月后，他就继任了 固山贝勒。

多尔衮少年得志，为他将来的进取开始奠定基础。

天聪三年（1629），皇太极率军攻明，多尔衮在汉儿庄、遵化、北京广 渠门诸役中奋勇当先，斩获甚众，一年半后，他又参加了大凌河之役，攻克 坚城的功劳也有他一份。

天聪八年（1634），皇太极再度攻明，多尔衮三兄 弟入龙门口，在山西掳掠，结果“宣大地方，禾稼践伤无余，各处屋舍尽焚， 取台堡、杀人民更多⋯⋯俘获生畜无数”②。

当然，使他名声大振的是征服朝鲜和攻击蒙古察哈尔部之役。

朝鲜和察 哈尔被皇太极视为明朝的左膀右臂，是后金攻明的后顾之忧。

天聪六年皇太 极虽大败察哈尔部，林丹汗走死青海大草滩，但其残部仍散布在长城内外， 于是天聪九年（1635），皇太极便命多尔衮率军肃清残敌。

结果他首遇林丹 汗之妻囊囊太后及琐诺木台吉来降，又趁大雾包围林丹汗之子额哲所部，使 人劝其归顺，双方盟誓而回。

这一次出征，多尔衮不费一刀一枪，出色地完 成了皇太极的使命。

更具重大意义的是，多尔衮从苏泰太后（林丹汗之妻） 那儿得到了遗失二百余年的元朝传国玉玺，其玺“交龙为纽，光气焕烂”， 后金得之，使皇太极获得称帝根据及招揽人心的工具。

果然，皇太极闻讯大 喜，亲率王公大臣及众福晋等出沈阳迎接凯旋之师，对多尔衮等亦大加褒奖。

皇太极亲征朝鲜，多尔衮也在行伍之中。

他率军进攻朝鲜王子、王妃及众大 臣所居之江华岛，一方面竭力劝降，一方面“戢其军兵，无得杀戮”。

对投 降的朝鲜国王“嫔宫以下，颇极礼待”①。

这使朝鲜君臣放弃继续抵抗，减少 了双方的杀戮。

这两役之后，战局顿时改观，皇太极除去了后顾之忧，便可全力对付明 朝。

他在天聪十年（1636）改国号为清，年号崇德，南面称帝，与明朝已处 在对等地位。

多尔衮在这两大战役中所立的战功，也使他的地位继续上升。

正月初一新年庆贺大典时，多尔衮首率诸贝勒向皇太极行礼，这与十二年前 的情形相比，可谓天壤之别。

当年四月皇太极称帝，论功行封，多尔衮被封 为和硕睿亲王，已列六王之第三位，其时年仅二十四岁。

在此之后，多尔衮几次率师攻明，均获辉煌战绩。

崇德三年（1638）他 被授予“奉命大将军”，统率大军破墙子岭而入，于巨鹿大败明军，明统帅 卢象升战死。

然后兵分两路，攻打山东、山西，多尔衮所部共取城三十六座， 降六座，败敌十七阵，俘获人畜二十五万七千多，还活捉明朝一亲王、一郡 王，杀五郡王等，给明朝以沉重打击。

班师之后，多尔衮得到了马五匹、银 二万两的赏赐②。

崇德五年到六年，多尔衮又作为松锦决战的主将之一走上战 场。

起初，他由于违背皇太极的部署，私遣军士探家而遭到急于破城的皇太 极的责罚③，但他仍以郡王的身份继续留在军中，一方面屡次上奏提出作战方 略④，一方面率领四旗的护军在锦州到塔山的大路上截杀，并在攻破松山后率 军围困锦州，迫使明守将祖大寿率部至多尔衮军前投降。

松锦之战后，明朝 关外只剩下宁远孤城，清军入关已是时间问题。

多尔衮并不是一介武夫，这点连皇太极也看得很清楚，因此，在更定官 制时，便把六部之首的吏部交给他统摄。

根据他的举荐，皇太极将希福、范 文程、鲍承先、刚林等文臣分别升迁，利用他们的才智治国①。

根据他的建议， 皇太极又对政府机构作了重大改革，确定了八衙官制②。

此外，文臣武将的袭 承升降、甚至管理各部的王公贵胄也要经他之手任命③。

在统辖六部的过程 中，多尔衮锻炼了自己的行政管理能力，为他后来的摄政准备了条件。

更需注意的是，多尔衮一直秉承其兄皇太极意旨，对加强中央集权发挥 了重大作用。

崇德元年和二年，皇太极两度打击岳讬，意在压制其父代善正 红旗的势力，多尔衮等人揣摸帝意，故意加重议罪④。

崇德三年遣人捉拿叛逃 之新满洲，代善略有不平，便被多尔衮抓住大做文章，上报皇太极，欲加罪 罚⑤。

这些举动，正合皇太极心意，他一方面对忠君的兄弟表示赞赏，另一方 面又减轻被议者的处罚，以冀感恩于他。

通过这一打一拉，来稳固自己的独 尊地位。

但是，皇太极并没有料到，多尔衮正利用皇帝的信任，逐渐削弱昔日曾 打击他与母亲之人的势力，等待时机，觊觎权柄。

二、 立幼帝大战山海关 不久，这个时机终于来到了。

崇德八年（1643）八月九日亥时，皇太极 “暴逝”于沈阳清宁宫。

由于他的突然死去，未对身后之事作任何安排，所 以王公大臣在哀痛背后，正迅速酝酿一场激烈的皇位争夺战。

这时候，代善的两红旗势力已经遭到削弱，他本人年过花甲，早已不问 朝政。

其诸子中最有才干的岳讬和萨哈廉年轻时已过世，剩下硕讬也不为代 善所喜，满达海初露头角，还没有什么发言权。

第三代的阿达礼和旗主罗洛 浑颇不甘为人后，但崇德年间却屡遭皇太极压抑。

由此看来，两红旗老的老， 小的小，已丧失竞争优势。

但以代善的资历、两个红旗的实力，其态度所向 却能左右事态的发展。

皇太极生前集权的种种努力和满族社会日益的封建 化，自然也使皇太极长子豪格参加到竞争中来。

从利害关系而论，两黄旗大 臣都希望由皇子继位，以继续保持两旗的优越地位。

他们认为，豪格军功多， 才能较高，天聪六年已晋升为和硕贝勒，崇德元年晋肃亲王，掌户部事，与 几位叔辈平起平坐。

皇太极在世时，为加强中央集权，大大削弱了各旗的势 力，但同时又保持着一定实力，又把正蓝旗夺到自己手中，合三旗的实力远 远强于其他旗。

因此，这三旗的代表人物必然要拥戴豪格继位。

另一个竞争 者便是多尔衮。

他的文武才能自不必说，身后两白旗和勇猛善战的两个兄弟 则是坚强的后盾，而且，正红旗、正蓝旗和正黄旗中也有部分宗室暗中支持 他，就更使他如虎添翼。

还有一个人也不容忽视，他就是镶蓝旗主济尔哈朗。

虽然他不大可能参与竞争，但他的向背却对其他各派系有重大影响，无论他 倾向哪一方，都会使力量的天平发生倾斜。

平心而论，皇太极遗留下的空位，只有三个人具备继承的资格：代善、 豪格、多尔衮。

但实际上竞争最激烈的是后两人。

就这两人来说，豪格居长 子地位，实力略强，这不仅因为他据有三旗，而且由于代善和济尔哈朗已经 感到多尔衮的咄咄逼人，从而准备投豪格的票了。

果然，皇太极死后不久，双方就开始积极活动，进而由幕后转为公开。

两黄旗大臣图尔格、索尼、图赖、锡翰等议立豪格，密谋良久，并找到济尔 哈朗，谋求他的支持①。

而两白旗的阿济格和多铎也找到多尔衮，表示支持他 即位，并告诉他不用害怕两黄旗大臣②。

双方活动频繁，气氛日益紧张，首先 提出立豪格的图尔格下令其亲兵弓上弦、刀出鞘，护住家门，以防万一③。

是年八月十四日，诸王大臣在崇政殿集会，讨论皇位继承问题。

这个问 题是否能和平解决，直接关系到八旗的安危和清皇朝的未来。

两黄旗大臣已 经迫不及待，他们一方面派人剑拔弩张，包围了崇政殿；另一方面手扶剑柄， 闯入大殿，率先倡言立皇子，但被多尔衮以不合规矩喝退。

这时，阿济格和 多铎接着出来劝多尔衮即位，但多尔衮观察形势，没有立即答应。

多铎转而 又提代善为候选人，代善则以“年老体衰”为由力辞，既提出多尔衮，又提 出豪格，意见模棱两可。

豪格见自己不能顺利被通过，便以退席相威胁。

两 黄旗大臣也纷纷离座，按剑向前，表示：“如若不立皇帝之子，我们宁可死， 从先帝于地下！”代善见有火并之势，连忙退出，阿济格也随他而去。

多尔 衮见此情形，感到立自己为帝已不可能，迅速提出他的意见，主张立皇太极 幼子福临为帝，他自己和济尔哈朗为左右辅政，待其年长后归政。

这一建议， 大出众人所料。

立了皇子，两黄旗大臣的嘴就被堵上了，豪格心中不快，却 又说不出口。

多尔衮以退为进，自己让了一步，但作为辅政王，也是实际掌 权者。

济尔哈朗没想到自己也沾了光，当然不会反对。

代善只求大局安稳， 个人本无争位之念，对此方案也不表示异议。

这样，这个妥协方案就为各方 所接受了，但由此而形成的新的政治格局却对今后数年乃至数十年的政局起 着巨大影响。

① 多尔衮之所以选中福临为帝，曾被某些骚人墨客扯到他与其母庄妃的“风 流韵事”上。

实际上，多尔衮之所以选中福临，一是由于他年甫六龄，易于 控制，而排除了豪格，因而也排除了叶布舒、硕塞诸皇子；二是由于其母永 福宫庄妃深得皇太极之宠，地位较高，选其子为帝更易为诸大臣所接受，甚 至可以说是符合先帝的心愿。

当然，麟趾宫贵妃的名号虽高于庄妃，但她的 实际地位并不高，所以她才两岁的幼子博穆博果尔也不可能被选中。

同时， 辅政王的人选也代表了各方势力的均衡。

既然黄、白二旗是主要竞争对手， 福临即位便已代表了两黄和正蓝旗的利益，多尔衮出任辅政则是必然之事。

但他一人上台恐怕也得不到对手的同意，所以便拉上济尔哈朗。

在对方看来， 这是抑制多尔衮的中间派，在多尔衮想来，此人又比较好对付。

而对下层臣 民而言，多尔衮和济尔哈朗是皇太极晚年最信任、最重用的人，许多政务都 由他们二人带头处理，所以对他们出任摄政也并不感意外。

就这样，多尔衮妥善地处理了十分棘手的皇位争夺问题，自己也向权力 的顶峰迈进了一步。

随后，统治集团处理了反对这种新格局的艾度礼、硕讬、 阿达礼、豪格及其下属，稳固了新的统治。

多尔衮的这一方案，在客观上避 免了八旗内乱，保存了实力，维护了上层统治集团的基本一致。

当然，他这 一提案，是自己争夺皇位不易得逞之后才提出来的，是在两黄旗大臣“佩剑 向前”的逼人形势下提出的中策或下策，而并非是他一开始就高瞻远瞩、具 有极广阔的胸襟。

就在八旗贵族因为内部矛盾争吵不休的时候，明朝后院起火。

这年十一 月，李自成农民军攻破潼关，占领了西安，然后分兵攻打汉中、榆林、甘肃， 在年底以前已据有西北全境，以及河南中、西部和湖广的数十府县。

另一支 农民军在张献忠率领下，转战湘赣鄂数省，亦给明廷以重创。

而在关外，多 尔衮一待政权稳固，并于九月派济尔哈朗和阿济格等率军出征，攻克明朝关 外据点中后所、前屯卫、中前所，割断宁远与山海关的联系。

明朝内外交困， 已经无力抵御。

在新的一年到来之际，李自成农民军和清军一南一北，都距 明朝政治中心北京数百里之遥，究竟谁能逐鹿得手呢？ 公元1644 年春，历史的天平开始向农民军倾斜。

三月中，农民军便包围 了北京城。

多尔衮虽然试图与农民军协同作战，但并没有什么结果，直到明 朝崇祯帝急诏宁远守将吴三桂回师勤王，才知道一块肥肉已落入他人之口。

但是，历史的偶然性使吴三桂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

他在山海关首先 接受了李自成的招降，由唐通接管了山海关，然后率兵朝见李自成。

但他走 到玉田时，得知自己的私人利益遭到损害，便“翻然复走山海关”，击走唐 通，背叛了李自成①。

至此，历史的天平又开始向清方偏倒。

这时候，清廷已经意识到实现努尔哈赤和皇太极遗志的时机到了。

四月 初四日，即吴三桂刚刚叛归山海关之时，内院大学士范文程上书多尔衮，认 为“如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是我非与明朝争，实与流寇争也”。

主张立即 出兵进取中原。

他提出，“战必胜，攻必取，贼不如我；顺民心，招百姓， 我不如贼”，因此要一改以往的屠戮抢掠政策，“严禁军卒，秋毫无犯”②。

即不仅在战略上改变得城不守之策，要入主中原，在战术上也要招揽民心。

多尔衮接受了范文程的建议，并在得到北京为农民军攻破的确报之后，“急 聚兵马而行”，与农民军争夺天下！ 四月初十日，“吴三桂移檄至京，近京一路尽传”③。

李自成此时方知事 态的严重，于十三日亲率部队往山海关讨吴，但仍带有招降他的侥幸心理， 行军速度亦颇迟缓，十九日前后才兵临关城之下。

在此期间，吴三桂已派出 使者向清军求援，使者于十五日便见到了多尔衮，向他递交了吴三桂的信函， 表示如清兵支援，则“将裂土以酬”④。

还不是投降的意思。

多尔衮知道这是 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但他非常谨慎，一方面召集大臣谋士们商议，一方面 派人回沈阳调兵，再一方面故意延缓进军速度，逼迫吴三桂以降清的条件就 范①。

由于事态紧急，吴三桂只得答应多尔衮的要求，清清军尽快入关，因为 二十一日清军还距关十里，而关内炮声隆隆，喊杀阵阵，农民军已经开始攻 城了。

多尔衮非常了解吴三桂的窘境，因此长时间地作壁上观，在李自成即将 攻下东西罗城和北翼城，吴三桂几次派人又亲自杀出重围向他求救的情况 下，估计双方实力已大损，这才发兵进入山海关。

在与农民军的决战中，他 又使吴军首先上阵，在双方精疲力竭之际再令八旗军冲击，结果农民军战败， 迅速退回北京。

可以说，在山海关以西发生的这次著名战役前后，多尔衮充 分利用了汉族内部的阶级矛盾，挟制了吴三桂，使他不得不充当清军入主中 原的马前卒。

山海关战役后，李自成慌忙退出北京，撤到山陕一带休整力量，以图再 举。

多尔衮则乘胜占领了北京，接受明朝遗老们的拥戴。

从此，历史又翻开 了新的一页。

三、 九洲干戈开国定制 在不到一年里，多尔衮为清朝立下了两件大功：一是拥戴福临，巩固了 新的统治秩序；二是山海关之战中运筹帷幄，击败了农民军，占领了北京城， 开启了清皇朝入主中原的历史一页。

特别是他占领北京之后，严禁抢掠，停 止剃发，为明崇祯帝朱由检发丧，博得了汉族士绅的好感，然后迎请顺治小 皇帝赴京登基，很快稳定了占领区内的形势。

这些功绩，在顺治元年开国大 典上均得到表彰，不仅给他树碑立传，还赐他大量金银牲畜和衣物，并封他 为叔父摄政王，确立了他不同于其他任何王公贵族的显赫地位。

李自成退入山陕之后，原明朝降官降将纷纷反水，但他在顺治元年 （1644）六月仍积极准备反攻，坐镇平阳（今山西临汾），分兵三路北伐①。

另一支农民军在张献忠率领下已建大西国于成都，统一了全川，而多尔衮对 此尚不了解②。

其他小规模的农民军则更是活动频繁，使近畿地区常常飞章告 急。

除此之外，残明势力已于五月中拥戴福王朱由崧为帝，定都于南京，改 年号为弘光。

虽然其政权君昏臣暗，但毕竟尚拥有中国南部的半壁富庶江山， 兵多粮足，构成清朝统一中国的障碍。

在这种情况下，多尔衮的战略是：对农民军的主要力量坚决消灭，其中 对地方小股起义、“土贼”则剿抚并用；而对南明政权则是“先礼后兵”。

在此方针领导下，多尔衮先后派叶臣、石廷柱、巴哈纳、马国柱、吴惟华等 进攻山西，十月攻陷太原，进而包围陕西。

同时，多尔衮派出大量降清的明 官对南明君臣招抚，并写信给南明阁臣史可法，提出“削号归藩，永绥福禄” ③。

在南明派出左懋第使团来北京谈判过程中，他将其软禁起来，并不给予明 确的答复。

此时，清军已于九月占领山东，十月进据苏北，与史可法的军队 沿河相峙。

在这种形势下，多尔衮认为全面进攻农民军和南明政权的时机已 经成熟，便于十月先后命阿济格和多铎率军出征，向农民军和南明福王政权 发起了战略总攻。

① 就当时双方力量对比而言，多尔衮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实力。

由于他双 管齐下，本来不多的兵力却分兵作战，兵分则势弱，容易被分别吃掉；况且 此举很容易引起汉民族的同仇敌忾，使他们暂释前嫌，有可能携手作战。

就 在这年十月，大顺农民军二万余人进攻河南怀庆，获得大胜。

败报传来，给 多尔衮猛然敲了警钟。

他立即令多铎暂停南下，由山东入河南，与北面的阿 济格军对陕西形成前后夹击之势。

历史的偶然性再一次救了多尔衮，使他得 以在战略上改变两个拳头打人的方针，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②。

很快， 多铎于十二月底破潼关，李自成放弃西安转移。

多尔衮下令由阿济格追击农 民军余部，而多铎则继续南下。

至顺治二年（1645）二月，农民军连战失利， 五月，李自成牺牲于湖北通山之九宫山。

这时多铎军已克扬州，史可法殉难。

接着，清军渡长江，南京不战而克，朱由崧被俘，弘光政权灭亡。

这一连串的胜利不禁使多尔衮喜出望外，他以为天下就此平定，江山已 归一统。

五月底，他已对大学士们表示要重行剃发之制，六月初，正式向全 国发布剃发令③。

这好像是一根导火索，一下点燃了各地的抗清烽火。

本来清 军南下就打破了南明官绅“联清抗闯”的迷梦，鲁王政权、唐王政权已纷纷 建立起来，这一下则更激化了民族矛盾，使各阶级各阶层的汉族人民纷纷起 来抗争，其愤怒的情绪，如火山爆发，正如一首诗写道：“满洲衣帽满洲头， 满面威风满面羞。

满眼干戈满眼泪，满腔忠愤满腔愁。

”①鲁王朱以海政权曾 在十月给清军以重创，被时人评论为“真三十年来未有之事”②。

唐王朱聿键 政权也颇想有所作为，在仙霞岭一线设防备战③，但终因这两个政权的腐朽， 内讧不断，而被清军各个击破。

抗清力量的主体是李自成、张献忠农民军的余部和自发起义的广大人 民。

大顺农民军余部李过、高一功、郝摇旗等与南明何腾蛟、堵胤锡部联合 抗清，在湖南等地连获大捷。

张献忠牺牲后，大西农民军在李定国等人率领 下，与永历政权联合，也接连掀起抗清高潮。

其他如山东揄园军、山西吕梁 山义军等亦在北方暴动，搞得多尔衮防不胜防。

根据《清世祖实录》的不完 全统计，从顺治二年七月起到五年七月止的三年中，关于反清斗争及清兵攻 击农民军的记录就达一百二十条左右，而官书未载的小规模斗争更是不计其 数。

此外，还有明降将金声桓、李成栋、姜镶等人各怀着不同的目的在江西、 广东和山西宣告反清，也使多尔衮一时手忙脚乱。

虽然各地起义由于各种各 样的原因先后为清军镇压下去，但直到多尔衮离开人世，他也没能看到一个 他所希望的“太平”天下。

尽管多尔衮在战争中充分显示了他的军事才能， 但由于他制定的某些政策失当，而引起连年战乱，并招致政治、经济等一系 列社会恶果。

在进行统一战争的同时，多尔衮也开动了整个国家机器，力图使其正常 运转。

在政治体制上，他无法完全采用在关外时期的一套来治理如今这样庞 大的国家，而是接受了明皇朝的现成制度，并且任用所有明朝的叛将降臣， 因而十分得心应手。

在中央机构中，仍以六部为最重要的国家权力机关，尚 书皆由满人担任，但王贝勒亲理部事的制度却在入关前夕废除掉了①。

到顺治 五年，多尔衮于六部实行满汉分任制度，命陈名夏、谢启光等六汉人侍郎任 汉尚书，但其地位要低于满尚书，金之俊对此曾表示不胜感慨，更不胜恐惧②。

多尔衮力图表现得比较开明，因此除原有的都察院之外，六科十三道也保留 了下来，并一再鼓励官员犯颜直谏。

总的来说，中央机构中虽承明制，但也 保留了某些满族特有的制度。

除满官权重这一点外，还引进了议政王大臣会 议、理藩院等机构，其内院的权力比起明代的内阁要小得多，并对原明臣试 图增大内院权力的努力加以压抑③。

地方机构不同一些，由于新朝急需用人， 所以普遍任用了降清的汉官。

如多铎克南京后，把南下途中招降的明将吏三 百七十二人分别任命各级职务。

洪承畴总督江南军务后，也一次推荐旧官一 百四十九名，这些都得到多尔衮的批准。

多尔衮把明朝遗留下来的国家机器 全盘继承下来，乃是为适应清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而施行的明智之举，但 急于补缺，宽于任人，难免把明皇朝的弊习带到新皇朝来。

对于吏治，可以说多尔衮是加意整饬的。

明代胥吏之弊遗留入清，他曾 批示：“衙役害民，从来积弊。

⋯⋯如果有巨奸，即加重治，严禁重蹈明朝 故辙。

”④如，发现吏部中有四名小吏，为害甚多，他批示道：“三法司严审 追拟，毋得徇纵。

”府、州、县守一级，贪劣者亦不乏其人。

如牛金星之子 牛铨，降清后任黄州知府，他在任上贪污受贿，被人举劾。

多尔衮批道：“牛 铨著革了职，并本内有名人员，该督抚按提问具奏，该部知道。

”①最贪酷的 大员当属福建巡按周世科，其为非作歹，令人发指。

被人参劾之后，多尔衮 批示革职，并令督抚按审问定罪，最后将其就地斩首②。

此外，他还十分重视 传统的京察大计，对各级官员严格考核。

顺治七年正月，大计全国官员，对 谢允复等八百一十六名官员分别加以革职、降调、致仕③。

除整顿旧官之外，多尔衮还注意选用新人。

他自称：“别的聪明我不能， 这知人一事，我也颇用功夫。

”④所以自入北京伊始，便多次下诏各地征聘“山 泽遗贤”。

此外，在顺治元年十月的登极诏书中，还规定了重开科举的制度， 并于顺治三年、四年、六年举行了三次会试，共取进士一千一百人。

首科之 中，出了四位大学士、八位尚书、十五位侍郎、三位督抚，还有都察院副都 御史、通政司使、大理寺卿、内院学士等六位高官，如傅以渐、魏裔介、魏 象枢、李霨、冯溥等均出自是科⑤。

其他人也都充实到中央和地方的各级机构 中，成为新朝统治的骨干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