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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人工智能的发展现状
经过多年的持续积累，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取得重要进展，国际科技论文发表量和发明专利授权量已居世界第二，部分领域核心关键技术实现重要突破。
语音识别、视觉识别技术世界领先，自适应自主学习、直觉感知、综合推理、混合智能和群体智能等初步具备跨越发展的能力，中文信息处理、智能监控、生物特征识别、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无人驾驶逐步进入实际应用，人工智能创新创业日益活跃，一批龙头骨干企业加速成长，在国际上获得广泛关注和认可。
加速积累的技术能力与海量的数据资源、巨大的应用需求、开放的市场环境有机结合，形成了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独特优势。
与此同时，我国人工智能整体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差距，缺少重大原创成果，在基础理论、核心算法以及关键设备、高端芯片、重大产品与系统、基础材料、元器件、软件与接口等方面差距较大。
科研机构和企业尚未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生态圈和产业链，缺乏系统的超前研发布局；人工智能尖端人才远远不能满足需求；适应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础设施、政策法规、标准体系亟待完善。
人工智能领域技术能力全面提升为人机协同奠定基础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物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发展，以深度神经网络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发展，人工智能领域科学与应用的鸿沟正在被突破。
图像分类、语音识别、知识问答、人机对弈、无人驾驶等人工智能技术能力快速提升，技术的产业化进程得以开启，人工智能迎来爆发式增长的新高潮。机器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下，在“视觉”“听觉”“触觉”等人体感官的感知能力不断增强。
例如计算机视觉领域中深受关注的Image Net图像识别挑战赛获奖结果表明，2015年，计算机对于图像的识别能力已经超过人类水平，这意味着计算机能够在多种场景下一定程度上替代人类视觉的工作，更高效地完成任务。
同时得益于深度学习算法能力的提升，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等人工智能算法的不断革新助推计算机视觉产业持续向前。
人工智能技术能力的不断成熟使得机器能够实现越来越人性化的操作。人工智能技术能力的全面提升为人机系统的能力实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们走在大路上的创作背景
40多年前，由著名的人民音乐家劫夫作词作曲的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几乎唱遍了祖国的长城内外、大江南北。
这首慷慨激昂，意气风发，让人在当时那个时期一唱起来就热血沸腾，豪情满怀，浑身上下鼓满战胜一切艰难困苦的前进力量的歌曲，流传至今，业已成为跨世纪的经典音乐作品。
那么，劫夫的《我们走在大路上》究竟是怎样创作出来的？周恩来总理生前为何那么欣赏和喜爱这首与他当年的沈阳之行有关的歌曲呢？对于劫夫的《我们走在大路上》的创作过程，多年来，劫夫的夫人张洛和其女儿李青等都有比较清楚的记忆，沈阳师范大学音乐系教授霍长和撰写的《红色音乐家——劫夫》一书也有比较详细的记述。
如今，已经完全可以确定，《我们走在大路上》酝酿和创作于1962年春天和夏天，发表于1963年春天。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歌曲，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音乐旋律。
劫夫的《我们走在大路上》，创作构思酝酿于1962年的春天，并不是偶然的。
当时，共和国刚刚告别艰辛、苦痛的三年困难时期，即将进入“知天命”年轮的劫夫在那时酝酿创作的《我们走在大路上》，正是那个时代最强音的能动反映，是中国人民矢志战胜天灾人祸，发愤图强、自力更生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心曲与战歌， 毋庸讳言，在共和国遭遇三年困难时期，作为作曲家和沈阳音乐学院院长的劫夫，心情也是相当压抑的。
1957年春天，他在“整风”、“鸣放”时对全省文艺工作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和建议，后来险些被划为“右派”。
1959年冬天，在“大跃进”时表现并不怎么后进的劫夫，在“反右倾”斗争中却受到了严重冲击，被定为“犯有右倾主义错误”。
当时，他被迫作出“检查”，产生了不如去做“一个普通百姓”的念头。
而心情的压抑和情绪的低落，也影响了歌曲创作，他在那两年创作的音乐作品寥寥无几，屈指可数。
作为沈阳音乐学院院长和一个人民的作曲家，劫夫的心情开始好转，情绪重新高涨，是在1962年春天。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被称作“七千人大会”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对“大跃进”以来的工作进行了比较客观的全面总结，确立了以调整为中心的经济工作方针。
在“七千人大会”召开前后，全国各地对在那几年搞的一系列政治运动，特别是在1959年冬天搞的“整风反右”运动中，受到不恰当甚至错误批判和处分的一批干部普遍进行了甄别平反，劫夫的“犯有右倾主义错误”问题也在1962年春天得到了及时甄别。
看到共和国历经几年的艰险与磨难，在那个新春开始了国民经济建设的全面复苏，劫夫的心情是异常激动的。
他觉得，战争年代的良好作风和革命斗志又回来了。
他认为，自己作为一个被党培养多年的文艺战士和与人民血肉相连的音乐家，理应把党和人民的这种起死回生、回天再造的精神写出来，唱出去。
在春日载阳、东风解冻，一扫肃杀郁塞之象的百卉昭苏的那个春天，正在为毛泽东诗词继续倾心谱曲的劫夫，觉得心中袭满了慷慨悲壮的美感。
在那些日子里，他突然萌生了一种像战争年代那样，为祖国和人民谱出一曲斗志昂扬的进行曲，写出一首鼓舞人们继续奋勇前进的战歌的强烈欲望。
自此，表达这一战歌主题的词语开始在他的脑迹盘旋，唱出这一进行曲的基本旋律油然在他胸中涌动。
把异常复杂的情感用比较明快的歌曲表达出来，并不容易。
劫夫这首讴歌新的时代气韵的歌曲创作，并没有像在抗日战争时期创作一些歌曲那样顺口而出，一气呵成。
此外，是否应当写出这样的歌曲拿出去发表，他依然有些拿不太准。
春去夏来，劫夫利用到北京出差的机会，在下榻的北京饭店向曾经担任热河军区胜利剧社社长的老战友、时任中共辽宁省委文化部部长的安波谈了自己的创作念头与想法，以及初步形成的“坯子”。
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创作出风靡一时的秧歌剧《兄妹开荒》的著名音乐家安波，听到劫夫的话很受感染，心情也很振奋，当即鼓励劫夫，说他这个创作路子是对的，歌曲还是得反映时代本质的东西。
这在思想和精神上，坚定了劫夫把这首尚在胚胎中的歌曲创作出来的信心和勇气。
事有凑巧。
就在劫夫向安波“亮底”之际，中共中央东北局和辽宁省委决定为正在沈阳主持召开工业调整会议的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组织两场文艺演出，电召安波火速返回沈阳准备。
劫夫随同安波赶回沈阳几天后，在演出现场见到了周恩来总理，并被周恩来请到住处，进行了夤夜长谈。
应当说，是与周恩来的那次夤夜长谈，使得劫夫的《我们走在大路上》的歌曲创作得到脱胎而出。
据有关人员回忆，1962年春末夏初，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为了落实“七千人大会”精神，进一步贯彻和落实中央关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与国务院一些部、委主要领导人一同来到沈阳，从5月29日起主持召开有东北局和东北三省主要领导同志参加的工业调整会议，先后在沈阳停留有18天。
会后，周恩来等人又去吉林、黑龙江等地视察了工业生产情况。
两场文艺演出是在工业调整会议即将结束时举行的。
同年6月14日晚上，周恩来在观看了辽宁省文艺工作者以音乐会为主要形式的歌舞晚会之后，余兴未尽，把陪同他观看演出的安波，还有安波在晚会现场介绍与他见面的劫夫邀请到了北陵休养所。
在简单地吃点夜宵之际，周恩来与他俩进行了长达数小时的倾心交谈。
在交谈时，肩负使国民经济走出困境重任的周恩来的感情分外激动。
他向两位音乐家讲述了当时国家面临的严峻的经济形势，并直言不讳地谈到了苏联撕毁协议、撤走专家等问题。
当时，他异常激动地说，你们要相信，党和国家有能力、有力量率领全国人民战胜困难，继续前进，对此大家要充满信心。
这次谈话，持续到下半夜两三点钟。
由于已到凌晨，安波和劫夫听完周恩来的谈话后，就便住在了北陵休养所。
劫夫当时听了共和国总理的谈话，心情相当激动，到了临时安排的房间，依然睡意全无，一再向同样激动难眠的安波表示，周总理的谈话，对他教育和启发很大，他一定要以周总理的谈话精神为宗旨，唱出中国人民高抬起头，挺着胸膛，鼓足勇气，振奋民族精神，战胜一切自然灾害和艰难困苦的勇气和精神，并决定把周总理说的“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等原话用到歌词里，直接把周总理倡导的不屈精神和钢铁意志传达出去，表现出来。
据说，就在两人彻夜未眠之际，劫夫定下了《我们走在大路上》的基本歌题和主调。
种种情况表明，意外得获与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的夤夜长谈，劫夫的《我们走在大路上》的创作并没有因此而一蹴而就，水到渠成。
《我们走在大路上》的创作，反而成了劫夫分外心重、精雕细琢的音乐作品。
那一年，劫夫一面反复琢磨《我们走在大路上》的词曲，一面从正在谱曲的毛泽东诗词中汲取营养，并在那年冬天顺利地谱出木青作词的《哈瓦那的孩子》等配合国际国内形势发展变化的歌曲。
据林成敦在1983年第2期《音乐生活》发表的谈劫夫的《我们走在大路上》的诞生与特色的《唱而不衰 析而见长》一文回忆，《我们走在大路上》初稿的歌名和第一句歌词都是《我们走在宽广的大路上》，句子长些，作为歌名也不简练、醒目，谱成的曲子也有点拗口，不利于音乐表现。
当时，劫夫在家里试唱时，有人提出，能否把句子再简练些。
后来，劫夫经过多次修改，去掉了“宽广的”这一形容词，才把歌题和第一句词都精练成“我们走在大路上”，使歌名显得异常明了、响亮，起句的旋律也可颇有气势和勃勃生机地喷口而出了。
时至1963年春天，劫夫在赶写一些歌颂雷锋的歌曲前后，《我们走在大路上》的创作终于瓜熟蒂落，脱颖而出。
经过反复修改和凝练，他加上了强调主题和气势的副歌，自己反复吟唱，并多方征求修改意见，在感到可以比较圆满地交卷以后，才将其拿给省内有关报刊，并把成稿带到北京，交给了《歌曲》杂志。
著名音乐家吕骥等对之略加斟酌、改动，主要是把“毛泽东走在我们的前头”改为“毛主席领导的革命队伍”，使之在《歌曲》杂志迅速发表出来。
上口易记的二段体结构的分节歌《我们走在大路上》问世以后，迅即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和由衷喜爱，很快就唱遍了祖国大地。
《我们走在大路上》，理所当然地成了那几年人们久唱不衰、脍炙人口的群众歌曲。
《我们走在大路上》发表以后，劫夫的歌曲创作得到了周恩来和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的分外关注。
劫夫是在1966年4月1日再次见到周恩来总理的。
当时，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强烈地震，劫夫和夫人张洛，与军旅歌词作家洪源一起在3月28日由北京赶到了邢台地区抗震救灾前线。
4月1日，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再次到邢台地区地震灾区，视察灾情，慰问受灾的干部、群众和抗震抢险的部队官兵。
劫夫有幸到直升飞机落地之处亲自迎接周总理到来。
据《红色音乐家——劫夫》一书记述，那天，周恩来一见到劫夫就说：“劫夫，我最佩服你的‘大路上’，你的四段词我都会唱。
”说着，还当场唱了几句。
嗣后，周恩来又鼓励劫夫多创作一些表现当地老百姓战天斗地的精神，鼓舞抗震救灾斗志的歌曲。
周恩来在邢台地震灾区表示的赞扬劫夫的《我们走在大路上》的几句话表明，《我们走在大路上》完全体现和反映了他当年在沈阳与安波、劫夫夤夜长谈的精神实质，也完全体现和反映了中国人民应有的“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地走在社会主义建设“大路上”的革命精神和时代风貌。
可惜，周恩来在那几年都在那些场合唱过《我们走在大路上》，已经很难追述了。
要写世博会让中国走向世界的文章，请大家帮忙找些资料。
上海图书馆下属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近日推出的《中国与世博：历史记录（1851－1940）》，是国内出版的第一本详尽介绍世博会与近代中国历史渊源的著作。
全书分别从世博会的百年历程、中国与早期世博会的关系、近代世人眼中的世博会等三个方面，翔实地反映了中国参与早期世博会的历史进程。
书中澄清了一段模糊不清的历史——学术界曾有人以为第一个和“炫奇会”（世博会）发生关系的是清末著名文人王韬（他曾在法国以游客身份参观了1867年的巴黎世博会并写下观感），也有人错以为中国第一次参加的世博会是1873年的维也纳世博会或者1876年的费城世博会；但事实上，早在1851年的首届伦敦世博会上，中国商人徐瑞珩（字德琼，号荣村）就曾以“荣记湖丝”获奖。
徐瑞珩祖籍广东香山，徐氏家族是上海开埠后最早来沪闯荡并发迹的商人群体之一。
上海图书馆收藏的《徐氏宗谱》中就有《徐君德琼行状》和《荣村公得奖感言》两文，它们是关于中国参加1851年伦敦首届世博会并获奖的第一手文献。
书中还逐一介绍了1851至1940年间的20届世博会，清晰地勾画出人类文明不断前行的一个个脚印：英国举办的首届世博会，本意是展示该国完成工业革命后的划时代成就，孰料美国企业家们异军突起，所展示的实力“在一切方面胜过他们”（马克思语，《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一卷）；1853年的纽约世博会上，附有安全装置的电梯首次亮相即赢得了满堂喝彩，并从此开始广泛应用于各种建筑；1862年，日本著名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参加伦敦世博会后，著有《西洋事情》一书，向日本介绍世博会的盛况，产生了很大影响；1876年的美国费城世博会上，贝尔发明的“电话机”被认为是“最值得惊异的东西”，爱迪生发明的留声机也赢得了观众热烈的掌声，但最引人瞩目的展品是一台高13米、重56吨的蒸汽机；法国人希望借1878年的巴黎世博会彻底摆脱1870年普法战争失败的阴影，此届世博会的人文内容极为丰富，各项活动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由雨果主持的作家大会，屠格涅夫率俄国代表团参加，会上制定了保障文学产权的国际法；1889年的巴黎世博会适逢法国大革命100周年，而英、德等不少君主制国家就为了这“革谩鸨二字拒绝与会，该届世博会的标志性建筑埃菲尔铁塔在经历了最初的非议后获得巨大成功，并促使以后历届世博会的规划人员都千方百计想建造一座巨大的建筑物作为标志……除了历届世博会的概貌外，《中国与世博》一书还以大量史料刻画了中国参与早期世博会的艰难进程，读后使人感慨良多。
正如编者所言：“中国近代社会的落后、屈辱、觉醒和奋斗，在某种程度上都浓缩于此。
”我们知道，世博会历史源远流长，它是一个富有特色的讲坛，它鼓励人类发挥创造性和主动参与性，它更鼓励人类把科学性和情感结合起来，将种种有助于人类发展的新概念、新观点、新技术奉献在世人面前。
1851年万国工业博览会成为了全世界第一场世界博览会，在英国首都伦敦的海德公园举行，展期是1851年5月1日至10月11日，主要内容是世界文化与工业科技，其定名中的“Great”在英文有伟大的、很棒的、壮观的意思，借此博览会英国在当时展现了工业革命后，英国技冠群雄、傲视全球的辉煌成果。
中国与早期世博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早在 1851年伦敦首届世界博览会上就出现了中国的展品，如丝绸、茶叶、中药材等。
同世界各国竞相展示的琳琅满目的发明和先进的工业设备相比，中国只有一些原始的工农业材料、附加值不高的初级产品和古董工艺，几乎没有近代工业的产品参展，显示出了与当时西方国家的巨大差距。
此后的半个世纪，中国清朝政府仍然一直未对世博会给予重视，中国的民间商人和外商以私人的身份参加了这一时期的世博会，并获得了一些奖项。
中国政府第一次自派代表，以国家身份参加的世界博览会是1876年的费城世界博览会。
当时作为中国工商业代表的人叫李圭，他是一个有智、有勇、有谋、有骨气的中国人，但淹没在那个万马齐喑的时代。
李圭写了一本书叫《环游地球新录》，记录了1876年的费城世界博览会，虽然他是中国代表团中唯一的一个中国人，但毕竟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正式踏足世界博览会。
1904年，美国圣路易斯举办世博会，清政府派出官方代表团，在圣路易斯修建了中国馆和中国村，并正式颁布了《出赛会通行简章》20条，对华商出国参加世博会作出了统一规定，鼓励各省商家“精择物品”，踊跃参赛。
国外媒体将此称为是“中国政府正式登上世博会舞台的开端”。
1915年，刚成立不久的民国政府派出一个40多人的表团，参加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
中国在这届世博会上，荣获1211个奖项，名列各参展国之首。
此后，中国与世博会的关系出现了一段较长时间的空白。
直到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后，美国诺克斯维尔世博会组织者邀请我国参加于1982年5月1日至10月31日在田西州诺克斯维尔市举行的“能源”专业世博会。
经国务批准，中国贸促会首次代表国家组织中国馆参加。
中国馆登上世博会的舞台，向世界展示自己的悠久历史文化和改革开放的崭新形象，成为世博会新的亮点。
此后，历届世博会的组织者都邀请我国参加。
从1982年起，我国开始逐步与国际展览局建立联系。
从1982年到现在，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受中国政府委托，以国家名义累计11次组织中国馆参加了世界博览会。
这十次世博会是：1982年美国诺克斯维尔“能源”世博会，1984年美国新奥尔良“水源”世博会，1985年日本筑波“科技”世博会，1986年加拿大温哥华“交通运输”世博会，1988年澳大利亚布里斯班“科技时代的业余生活”世博会，1992年意大利热那亚“船与海洋”世博会，1992年西班牙塞维利亚“发现的时代”世博会，1993年韩国大田“新的起飞之路”世博会，1998年葡萄牙里斯本“海洋——未来的财富”世博会，2005年日本爱知“爱地球”世博会，2008年西班牙萨拉戈萨“人与水―复归和谐”世博会。
我们很难忘记：1997年春天，解放日报、新民晚报记者联袂出访比利时，在首都布鲁塞尔市一个巨大的原子结构模型塔前拍照留念，这个模型塔是1958年在此举行世界博览会的标志性建筑。
在按动快门的一刹那，来自黄浦江畔的中国记者脑海里不禁闪现问号：世博会何时能在中国举行、由上海承办？这一问号一直萦绕在上海记者的心头。
因为举办世博会，既是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的象征，又是城市面貌日新月异的体现。
到了1999年，上海市提出承办 2010年世博会的计划。
中国贸促会在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后，提出同意申办世博会的建议，并获国务院批准。
1999年 12月，中国政府在国际展览局第 126次全体大会上正式宣布申办2010年世博会。
2000年 3月17日，国务院批准成立 2010年上海世博会申办委员会，由时任国务委员的吴仪担任主任委员。
001年 5月，中国政府向国际展览局递交举办 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申请函。
2002年 1月 30日，中国政府向国际展览局递交了举办世博会的申办报告。
2002年11月29日至12月5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率中国代表团参加国际展览局第 132次全体大会，李岚清副总理与时任国务委员吴仪等分别作申办陈述。
12月3日，国际展览局各成员国代表投票表决 2010年世博会举办国。
在4轮投票中，中国一路领先，并在最后一轮以绝对优势获得2010年世博会的主办权。
2005年4月27日，中国政府向国际展览局递交了由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中国010年上海世博会组委会主任委员吴仪签署的《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注册报告》和注册申请函。
2005年月1日，国际展览局第138次成员国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了《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注册报告》，标志着中国 2010年上海世博会完成法定的全部申办程序。
百年回眸，一个半世纪前问世于欧洲的世博会，已被视为是展示经济和社会成就、展示综合国力的舞台。
一些天后，2010年上海世博会将盛大开幕，中国人民渴望在世博会的历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页的强烈愿望终于可以实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