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时以来，犹太人都给世人留下十分
精明无能
的印象。
确实，这个民族只管只要两千多万人口，也就能占环球总人口的0.3%左右，但却称得上是能人辈出。
众所周知的大迷信家爱因斯坦、股神巴菲特、微软开创人比尔盖茨、金融大佬索尼斯等等，都是犹太人。
可是，如此低劣强干的犹太民族，却在漫长的历史上简直是
走到哪里就被排挤到哪里，仿佛为全环球所不容
。
这究竟是由于什么呢？黑格尔切中时弊道出假相。
多灾多难的犹太民族
犹太民族最后生活在迦南地域，可是由于加入镇压罗马的起义执行并且最终失败，犹太人不得不退出自己的家园，衣锦还乡远赴欧洲等地。
他们不受待见、多灾多难的血泪史也由此拉开了帷幕。
犹太人刚刚开局涌入欧洲的时刻，就展现出了杰出的经商和贸易天分。
凡他们所到之处，总能带动外地商贸开展，为国度发明更多税收，
因此获取了包含法兰克帝国、意大利等欧洲大国的欢迎。
但是时期久了，
犹太人开局逐渐做大，甚至“喧宾夺主”，缓缓垄断了欧洲各国的商路
，因此招来了不少非议和忌惮。
再加上犹太人还特意勾搭、分歧对外，他们身在异国异地，却也不明确“强龙不压地头蛇”的情理，甚至跟外地的主体民族频频出现摩擦，一场血腥的暴行因此逐渐向犹太人迫近。
时期到来公元10世纪左右，驰名的
“十字军东征”
迸发，矛头直逼“圣城”耶路撒冷，在这场抗争中，犹太人简直遭逢了灭顶之灾。
十字军战士们为了获取犹太人的巨额财产，开局对其大肆烧杀抢掠，甚至还喊出了
“杀掉犹太人，才干挽救你的灵魂”
这样荒谬的口号。
不幸的
犹太人只管富可敌国，但人数太少，又不尚勇武，简直没有还手之力
。
短短两个月的时期内，就有1万多犹太人被杀死，还有为数不少的犹太人选用自杀。这便是历史上，犹太人遭逢的第一次性屠杀。
有了第一次性，就会有第二次。大概三百年多年后，犹太人再次承遭到了整个欧洲的怒火。过后欧洲迸发了一场可怕的
黑死病瘟疫
，数千万人被感化与世长辞。
但是这些患病死亡的人大多是欧洲外乡的基督徒，犹太人由于往常并不跟欧洲基督徒混居，所以能够独善其身，患病人数比拟少。
关于犹太人而言，这本是一件喜事，但“福兮祸之所倚”，他们没想到欧洲人居然因此以为这场瘟疫的罪魁祸首就是犹太人。
欧洲各国开局了一场无法理喻的对犹太人的报复，第一个出手的国度是瑞士。
瑞士政府以“犹太人散播黑死病”为由，将旅居在其国际的犹太人凡满七岁者尽行处死，引得其余欧洲国度纷繁效仿。
这一场大荡涤上去，犹太人十去七八。
再往后便是大家所熟知的第二次环球大战时期，
以纳粹德国为首的法西斯国度对犹太人的大肆优待。
自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纳粹党执政德国之后，反犹优惠便愈演愈烈，犹太人在德国被视为劣等人，岂但不能从事大局部上班，而且动不动就要遭到殴打甚至杀害。
起初德国开局向外扩张之后，飞速霸占了波兰、丹麦、荷兰等国度，兵锋简直涉及整个欧洲，同时纳粹党也把反犹思潮带往了欧洲各地。
大量无辜的犹太人被拘捕、奴役，他们被关押在一座座集中营中，被折磨到死。
据不齐全统计，
在第二次环球大战中，约有六百万犹太人死在了纳粹德国的屠刀之下
，其中有相当一局部是妇女和儿童。
纵观这一路走来的艰辛历程，犹太民族当真称得上是
多灾多难
，让人不禁得心生同情。
那么，犹太人招致这么多“无妄之灾”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呢？难道真的只是由于他们太有钱才遭人妒忌？
黑格尔：犹太信仰与环球统一
犹太人屡遭不幸的怪现象，不时都颇受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们的关注。尤其是
德国哲人黑格尔
，更是对此提出过一个十分驰名的观念。
他以为犹太人之所以迭遭横祸的根源，是由于
“犹太人的信仰与环球统一”
。那么，黑格尔所谓的“犹太人的信仰”究竟是什么？
在历史上，犹太人不时信仰犹太教。大少数人对犹太教并不了解，打个比如的话，这种宗教跟基督教很有些相似之处，都
信仰具备惟一性的、全知全能之神
。
像基督教信仰耶稣大神一样，
犹太教徒信仰的则是上帝耶和华。
耶稣和耶和华岂但名字有相近的中央，而且确实系出同源，都是出自于亚伯拉罕教。
但是彼此分别之后，
犹太教和基督教在教义、经文等方面发生了无法跨越的鸿沟
，原本渊源深沉的两大宗教，居然逐渐走上了水火不容的路线。
再加上无论是犹太教还是基督教的信徒中，都不乏狂热分子，这就造成两派的矛盾日益加深，甚至于彼此都以为对刚才是心胸叵测的异教徒。
但是，
犹太教徒在人数和权利上又齐全无法与基督教抗衡，因此两者的抵触简直都是以基督教的双方面“碾压”而告终。
上文中提到的，十字军东征时对犹太人的屠杀，以及欧洲黑死病风靡时期，欧洲基督徒们对犹太人的优待，究其实质也是由于
基督教徒早已把犹太人视作信仰上的异端
。
当然，黑格尔所说的“犹太信仰与环球统一”，并不只仅是指与基督教的统一。
他在自己的著述《哲学史讲演录》中提到，犹太信仰实质上是与古典文明基本统一的。
在黑格尔看来，
犹太教太过尊敬上帝的威望性
，因此压制了人自身对精气自在的追求；另外，黑格尔还以为犹太教在人文畛域也与外界有着不小的差异，很难沟通和融合。
综合这些要素，黑格尔才做出判别，以为是犹太信仰造成了犹太民族的不幸。
其实，
任何一种观念都具备辩证的两面性
，即使它的提出者是19世纪欧洲最平凡的哲学家黑格尔也不例外。
宗教信仰的差异确实给犹太人带来了渺小的费事，但黑格尔的认识也具备一些成见。
理想上，犹太人步履维艰的生活阻碍是多方面的，并不能所有归因于宗教。
多方面的生活阻碍
将近两千年来，犹太民族所到之处，简直都遭到了驱逐和忌惮，宗教信仰的角力人造算是一个关键的要素。
但是除此之外，犹太民族还面临着三大生活阻碍。
第一大生活阻碍，就是
政治和军事上的羸弱
。
在《左传》中记录着一个
“稚子抱金”
的故事，说的是一个幼小的孩童手捧黄灿灿的金子，独自一团体行走在人潮汹涌的街市上，最终的下场人造是会遭到掠取。
这个典故跟犹太民族曾经的处境颇有必由之路之妙，
雷同身怀巨富，雷同不足自保的才干和手腕，最后引来的人造是贪心的眼光和一次性次的蹂躏
。
关于这一点，犹太人自己也是心知肚明。犹太女作家汉娜·阿伦特曾经在著述中宣布心声——
“当犹太人除了财产一无一切的时刻，反犹主义也就出现了。”
但是，犹太人仿佛是把“天分点”全都加成在了赚钱这方面。在到来政治、军事等关键畛域的时刻，他们真实显得有心有力。
俗话说“弱小就要挨打”，在过去的两千年里，犹太人因此吃足了甜头。
犹太人的第二大生活阻碍，叫做投机。
兴许是由于阅历过一段常年的流离岁月，所以犹太人特意长于发现并依靠于弱小国度。
自古以来，欧洲哪个国度突然崛起，犹太人就会趋之若鹜；哪个国度败落，犹太人又会避之不迭。
这样的做派，确实无利于财产的积攒和犹太民族的独善其身，但是埋下的隐患也不小。
关于这一点，可以再拿德国举个例子。
在一战之前，德国宽泛的接管了大量犹太商人，双方互惠互助，既推进了德国经济的崛起，又催生了不少犹太富豪。
可是好景不长，一战完结后，战胜的德国面临严格的经济制裁，
而犹太富商们非但没有伸出援手，反而借机在德国大放高利贷
。
起初二战时期，德国开局对犹太人的疯狂报复，也不能说跟这件事毫无相关。
造成犹太人步履维艰的最后一个阻碍，就是无私。
在二战时期，由于纳粹的优待，大量犹太人迁徙到了巴勒斯坦。主观来说，巴勒斯坦的收容之举，对犹太人是有恩的。
但是等二战完结后，
犹太人却鸠占鹊巢，拿走了巴勒斯坦超越一半的疆土，组建了以色列
，并且因此催生了继续多年的巴以抵触。
尤其是到了近年来，随着巴以抵触的更新，以色列在加沙等地域杀害了不少平民，造成犹太人的风评也大受影响。
在这多种要素的交互影响之下，富甲天下、聪明无能的犹太人，一步步堕入了仿佛难以被环球容纳的困境。
结语
作为环球上最富裕的民族，犹太人却曾经在将近两千年的岁月里，犹如“无根浮萍”般到处游离、饱受催逼。
这段崎岖的阅历，在令人动容的同时，也折射出这样一个深入的启发——
空有财产，却没有能够包全它们的力气，最后一样得不到尊重，只能换来一次性次的觊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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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是谁？
黑格尔（Hegel，1770—1831）是德国哲学中由康德启始的那个运动的顶峰；虽然他对康德时常有所批评，假使原来没有康德的学说体系，决不会产生他的体系。
黑格尔的影响固然现在渐渐衰退了，但已往一向是很大的，而且不仅限于德国，也不是主要在德国。
十九世纪末年，在美国和英国，一流的学院哲学家大多都是黑格尔派。
在纯哲学范围以外，有许多新教神学家也采纳他的学说，而且他的历史哲学对政治理论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大家都知道，马克思在青年时代是个黑格尔的信徒，他在自己的完成了的学说体系中保留下来若干重要的黑格尔派特色。
即使（据我个人认为）黑格尔的学说几乎全部是错误的，可是因为他是某种哲学的最好代表人物，这种哲学在旁人就没有那么一贯、那么无所不包，所以他仍然保持着不单是历史意义上的重要地位。
他的一生没有多少重大事件。
在青年时代，他非常热中于神秘主义，他后日的见解多少可以看成是最初他以为是神秘洞察的东西的理智化。
他起先在耶拿大学当Privatdozent （无俸讲师）——他曾提到他在耶拿战役开始的前一天在耶拿写成了《精神现象学》（Phenomenology of Mind）——然后在纽伦堡大学当Privatdozent，后来又在海德堡大学作教授（1816—1818），最后从1818年至逝世在柏林大学作教授，在以上各大学都讲授哲学。
他晚年是一个普鲁士爱国者，是国家的忠仆，安享公认的哲学声望；但是在青年时代他却藐视普鲁士而景仰拿破仑，甚至为法军在耶拿的胜利而欢欣。
黑格尔的哲学非常艰深，我想在所有大哲学家当中他可说是最难懂的了。
在开始详细讨论以前，对他的哲学先作一个一般勾画，或许有些帮助。
由于他早年对神秘主义的兴趣，他保留下来一个信念：分立性是不实在的；依他的见解，世界并不是一些各自完全自立的坚固的单元——不管是原子或灵魂——的集成体。
有限事物外观上的自立性，在他看来是幻觉；他主张，除全体而外任何东西都不是根本完全实在的。
但是他不把全体想象成单纯的实体，而想象成一个我们应该称之为有机体的那类的复合体系，在这点上他与巴门尼德和斯宾诺莎是不同的。
看来好像构成为世界的那些貌似分立的东西，并不单纯是一种幻觉；它们或多或少各有一定程度的实在性，因为真正看起来便知道各是全体的一个方面，而它的实在性也就在于这个方面。
随着这种看法，当然就不相信时间与空间本身的实在性，因为时间和空间如果认为是完全实在的，必然要有分立性和多重性。
所有这一切，最初想必都是在他心里产生的神秘的“洞察”；他的书中提出来的理智精制品一定是后来才有的。
黑格尔断言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合理的就是现实的。
但是他讲这话时，他的“现实的”一词并不指经验主义者所要指的意思。
他承认，甚至还强调，凡经验主义者所以为的事实，都是不合理的，而且必然都是不合理的；只有把事实作为全体的样相来看，从而改变了它的外表性格，才看出它是合理的。
尽管如此，把现实的和合理的同一看待，不可避免地仍旧要造成一些与“凡存在的事物都是正当的”这个信念分不开的自满情绪。
复杂万状的全体，黑格尔称之为“绝对”。
“绝对”是精神的；斯宾诺莎认为全体不仅有思维属性而且有广延属性的见解被摈弃了。
黑格尔同历来其他曾抱有稍类似的形而上学观点的人有两点区别。
一点是强调逻辑：黑格尔认为，“实在”的本性从它必须不自相矛盾这个唯一的考虑就能推演出来。
另一个（与第一点密切相关的）区别特征是称作“辩证法”的三元运动。
他的最重要的著作是两部《逻辑学》（Logic），要想正确理解他对其它问题的见解的依据，这两部书不可不懂。
逻辑照黑格尔的理解，他明确地说和形而上学是一回事；那是一种跟普通所说的逻辑完全不同的东西。
他的看法是：任何平常的谓语，如果把它认作是限定“实在”全体的，结果它就是自相矛盾的。
我们不妨举巴门尼德的学说：唯一实在的“太一”是球状的，作为一个粗浅的实例。
任何东西如果没有边界便不会是球状的，而除非它外部有什么（至少有虚空间），它才可能有边界。
因此，假定整个宇宙是球状的，便自相矛盾。
（如果把非欧几里得几何抬出来，对这个议论未尝不可以有异议，但是这议论作为一个说明例子，也算可用了。
）或者，我们来举另一个更粗浅的实例——过于粗浅了，远不是黑格尔会使用的。
你可以说甲君是一个舅舅，这没有明显矛盾；但是假使你要讲宇宙是舅舅，你就会陷入难局。
所谓舅舅就是一个有外甥的人，而外甥是与舅舅分立的人；因此舅舅不会是“实在”全体。
这个实例或许也可以用来说明辩证法，辩证法是由正题、反题与合题组成的。
首先我们说：“实在是舅舅”。
这是“正题”。
但是存在舅舅就暗含着存在外甥。
既然除 “绝对”而外任何东西都不真存在，而我们现在又保证存在外甥，所以我们不得不断言 “绝对是外甥”。
这是“反题”。
但是这和“绝对”是舅舅的看法有同样的缺陷；于是我们被迫采取这个看法：“绝对”是舅舅和外甥构成的全体。
这是“合题”。
但是这个合题仍旧不圆满，因为一个人必须有个姊妹作外甥的母亲，他才能当舅舅。
因此，我们被迫扩大我们的宇宙，把姊妹连姊夫或妹夫都包括进去。
据主张，照这种方式，仅凭逻辑力量就能不停地驱使我们从有关“绝对”提出的任何谓语达到辩证法的最后结论，那叫作“绝对理念”。
在整个这过程当中，有一个基础假定，即任何事物若不是关于整体 “实在”的，就不可能实际真确。
这个作为基础的假定有一个传统逻辑上的根据，传统逻辑假定每个命题都有一个主语和一个谓语。
按照这种看法，一切事实都是说某物具有某性质。
所以可见“关系”不会是实在的，因为关系涉及的不是一件而是•两•件事物。
“舅舅”是一个关系，一个人可以当了舅舅而不知道这回事。
在这种场合，从经验观点看来，这人没有由于当了舅舅而受到任何影响；如果我们把“质”字理解为撇开他与其他人和物的关系，为描述他本身而必需的某种东西，那么这人毫不具有以前所没有的质。
主语、谓语逻辑能够避免这种困难的唯一方法就是讲，这事实不单只是舅舅的性质，也不单只是外甥的性质，而是舅甥所成的全体的性质。
因为除“全体”而外一切东西都和外部事物有种种关系，可见关于个别的事物无法谈任何完全真的事，事实上唯有“全体”才是实在的。
这点从下述事实可以比较直接地推出来：“甲和乙是两个”不是主语谓语命题，因此基于传统逻辑来说，不会有这种命题。
所以世界上不存在两个事物，因此唯独看作统一体的“全体”是实在的。
以上的议论黑格尔并没有明白叙述，而是隐含在他的体系之中，同样也隐含在其他许多形而上学家的体系中。
举几个黑格尔的辩证方法的实例，也许可以使这方法容易理解一些。
他在他的逻辑的议论开头先假定“绝对是纯有”；我们假定它就•是纯有，而不加给它任何质。
但是不具有任何质的纯有是无；于是我们达到反题：“绝对即是无”。
从这种正题和反题转入合题：“有”与“非有”的合一是“变易”，所以说“绝对是变易”。
这当然也不行，因为变易必得有什么东西变易。
这样，我们对“实在”的见解通过不断改正以前的错误而发展，所有这些错误都是由于把有限的或有界限的某物当成好像可以是全体，从这种不适当的抽象化产生的。
“有限物的界限不单是从外界来的；它自身的本性就是它被扬弃的原因，它借本身的作用转变成它的对立面。
”照黑格尔讲，过程对理解结果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辩证法的每个在后的阶段仿佛在溶液里似的包含着在前的所有阶段；这些阶段没有一个被•完•全取代，而是作为全体中的一个因素而赋予它适当的位置。
所以不历经辩证法的所有阶段，便不可能到达真理。
认识作为整体看，具有三元运动。
认识始于感官知觉，感官知觉中只有对客体的意识。
然后，通过对感觉的怀疑批判，认识成为纯主体的。
最后，它达到自认识阶段，在此阶段主体和客体不再有区别。
所以自意识是认识的最高形态。
当然，在黑格尔的体系中必得如此，因为最高一种的认识一定要是“绝对”所具有的认识，既然“绝对”是 “全体”，所以在它自身之外再没有任何东西要它认识了。
依黑格尔的意见，在最好的思维中，思想变得通畅无阻，水乳交融。
真和假并不像普通所想的那样，是判然分明的对立物；没有任何事物是完全假的，而•我•们能够认识的任何事物也不是完全真的。
“我们能够多少有些错误地去认识”；我们将绝对真理归于某一件孤离知识时便发生这种情况。
像“凯撒是哪里出生的？”这种问题，有一个直截了当的答案，这答案从某个意义上说是真的，但是在哲学的意义上不真。
按哲学讲， “真理就是全体”，任何部分事物都不•十•分真。
黑格尔说：“理性即对全部实在这种有意识的确信。
”这并不是说分立的人是全部实在；就他的分立性来说，他不是十分实在的，但是他的实在处在于他参与整体的“实在”。
随着我们变得日益理性，这种参与也相应地增大。
《逻辑学》末尾讲的“绝对理念”，是一种像亚里士多德的“神”似的东西。
绝对理念是思维着自身的思想。
很明显，“绝对”除思维自身而外什么也不能思维，因为除对我们理解“实在”的偏狭错误的方式而言外，不再有任何旁的东西。
据他说，“精神”是唯一的实在，它的思想借自意识向自身中映现。
定义“绝对理念”的实际原话非常晦涩。
瓦勒斯译之如的理念的统一言，就是理念的概念，这概念以理念的本身作为对象，而且从这一概念看来，客观世界即是一理念——在这客观世界里一切规定均统一起来了。
）德文原文更难懂。
不过，问题的实质并不像黑格尔说的那么复杂似的。
绝对理念是思维着纯思想的纯思想。
这就是神古往今来所做的一切——真不愧是一位教授眼中的神。
他接着说：“因此这种统一乃是•绝•对和•全•部•的•真•理，自己思想自己的理念。
”现在来谈黑格尔哲学的一个奇妙特色，这是他的哲学与柏拉图或普罗提诺或斯宾诺莎的哲学的区别。
虽然终极实在是无时间性的，而且时间无非是由于我们没能力看到 “全体”而产生的一种幻觉，可是时间过程却跟纯逻辑的辩证法过程有密切关系。
事实上，世界历史一向就是历经从中国的“纯有”（关于中国，黑格尔除知道有它而外毫无所知）到“绝对理念”的各范畴而进展的，绝对理念看来在普鲁士国家即便没有完全实现，也接近实现了。
根据黑格尔自己的形而上学，我不能了解世界历史反复辩证法的各个转变这一看法有什么理由，然而这却是他在《历史哲学》（Philosophy of HisA tory）中所发挥的论点。
这是一个有趣的论点，它使人间事务的种种变革获得了统一性和意义。
这论点也和其它历史理论一样，如果要想说来似乎有道理，需要对事实作一些歪曲，而且相当无知。
黑格尔同他以后的马克思和施朋格勒一样，这两样资格都具备。
奇怪的是，一种被说成是宇宙性的历程竟然全部发生在我们这个星球上，而且大部分是在地中海附近。
并且，假若“实在”是无时间性的，也没有任何理由说这历程后来的部分要比在前的部分体现较高的范畴——除非人当真要采取这样一种亵渎不敬的假定：宇宙渐渐在学习黑格尔的哲学。
据黑格尔说，时间历程按伦理和逻辑双方面的意义来讲，都是从较不完善到较完善。
确实，这两种意义在他看来并不是真正区别得开的，因为逻辑的完善性就在于是一个密致的全体，不带高低不平的边缘、没有独立的部分，而是像人体一样，或者说更像有理性的精神一样，结成一个各部分互相依存、都一同趋向单一目标的有机体；这也就构成伦理的完善性。
引几段原文可以说明黑格尔的理论： “理念正如同灵魂向导默久里神，真正是各民族和世界的领袖；而精神，即这位向导的理性的、必然的意志，是世界历史的种种事件的指导者，而且一向就是。
按精神的这种指导职能来认识精神，便是我们当前的工作的目的。
”“哲学为观照历史而带来的唯一思想即‘理性’这一单纯概念；即理性是世界的主宰；即世界历史因而显示出一种合理的历程。
这种信念和洞察在历史学本身的范围内是一个假说。
在哲学领域中，它却不是什么假说。
在哲学里由思辩认识证明：理性——这里不考究宇宙对神的关系，仅只这个名词就算够了——既是•无•限•力•量也是•实•体；它自身是一切自然生命和精神生命的•无•限•素•材与•无•限•形•式——即推动该内容的东西。
理性是宇宙的•实•体。
”“这种‘理念’或‘理性’，是•真•实、是•永•恒、是绝对•有•力•的存在；它显现在世界中，而且在这世界中除它和它的荣耀而外，再没有别的显现出来——这便是如前面所说，在哲学中已经证明的、在这里看作确证了的论点。
”“知性和自觉意志作用的世界，并没有委给偶然，而是必定表现为自知的理念的样子。
”这是“一个恰巧为•我所知的结果，因为我已经详细考察了全领域。
”所有以上引文都摘自《历史哲学》的绪论。
精神及精神发展的过程，是历史哲学的实在对象。
把精神和它的对立物即物质加以比较，便可以理解精神的本性。
物质的实质是重量；精神的实质是自由。
物质在自己以外，而精神在自身以内具有中心。
“精神是自足的存在。
”这话如果不清楚，下面的定义或许比较能说明问题：“可是精神是什么呢？它便是“一”，是自身均一的无限，是纯粹的同一性，这同一性其次把自己同自己分离开，作为自己的另一个东西，作为和共相对立的‘向自有’及‘内自有’。
”在精神的历史发展中，曾经有三个主要阶段：东方人、希腊人与罗马人、和日耳曼人。
“世界历史就是对无约束的天然意志的训练，使它服从于普遍的原则，并且赋予它主观自由。
东方过去只知道、到今天也只知道•唯•一•者自由；希腊与罗马世界知道若干者自由；日耳曼世界知道•所•有•者自由。
”大家总会以为，在所有者自由的地方民主制恐怕是适当的政体了，但是不然。
民主政治和贵族政治同样都属于若干者自由的阶段，专制政治属于唯一者自由的阶段，•君•主•制则属于所有者自由的阶段。
这和黑格尔所使用的“自由”一词的极其古怪的意义是分不开的。
在他看来，没有法律就没有自由（到此为止，我们可以同意）；但是他总爱把这话倒转过来，主张只要有法律便有自由。
因而，在他来讲，“自由”所指的可说无非是服从法律的权利。
可以想见，在“精神”在地球上的发展中，他把最高的角色指派给日耳曼人。
“日耳曼精神是新世界的精神。
新世界的目的是实现绝对真理，作为自由的无限自决——以自己的绝对形式本身作为其旨趣的•那•种自由。
”这是一种无上妙品的自由。
这种自由不指你可以不进集中营。
这种自由不意味着民主，也不意味着出版自由，或任何通常的自由党口号，这些都是黑格尔所鄙弃的。
当精神加给自己法律时，它做这事是自由的。
照我们的世俗眼光看来，好像加给人法律的 “精神”由君主体现，而被加上法律的“精神”由他的臣民体现。
但是从“绝对”的观点看来，君主与臣民的区别也像其它一切区别，本是幻觉，就在君主把有自由思想的臣民投到狱里的时候，这仍旧是精神自由地决定自己。
黑格尔称赞卢梭把总意志和全体人的意志区分开。
据推测，君主体现总意志，而议会多数不过体现全体人的意志。
真是个便当好用的学说。
黑格尔把日耳曼历史分成三个时期：第一篇，到查理曼止；第二篇，查理受到宗教改革；第三篇，从宗教改革以后。
这三个时期又分别叫做圣父王国、圣子王国和圣灵王国。
圣灵王国竟然是从镇压农民战争中所犯的令人发指的血腥暴行开始的，似乎有点离奇古怪；但是当然，黑格尔并不提这样的屑细小事，而是正如所料，对马基雅弗利大发一通称赞。
黑格尔对罗马帝国灭亡以来的历史的解释，一部分是德国学校里世界史教学的结果，一部分又是它的原因。
在意大利和法兰西，虽然像塔西陀和马基雅弗利那样的少数人也曾经有过对日耳曼人的浪漫式的景仰，但是一般说日耳曼人向来被看成是“蛮族”入侵的祸首，被看成是教会的仇敌：先在那些大皇帝之下、后来又作宗教改革的领袖。
一直到十九世纪为止，各拉丁民族把日耳曼人看作是在文明上低自己一等的人。
德意志的新教徒自然抱另一种看法。
他们把晚期罗马人看成精力衰竭的人，认为日耳曼人征服西罗马帝国是走向复苏的重要的一步。
关于中古时期神圣罗马帝国与教皇政治的纷争方面，他们采取皇帝党的看法；直到今天，德国小学生们都被教导对查理曼和巴巴罗撒无限崇拜。
在宗教改革后的时代，德意志在政治上的软弱和不统一令人慨叹，普鲁士的逐渐兴起受到了欢迎，欢迎这使德意志不在奥地利的稍嫌脆弱的旧教领导下、而在新教领导下强盛起来。
黑格尔在对历史作哲学思考时，心里怀想着狄奥都利克、查理曼、巴巴罗撒、路德和弗里德里希大王之类的人物。
解释黑格尔，得从这些人的勋功着眼，得从当时德意志刚刚受了拿破仑欺辱这件事着眼。
德意志受到了高度颂扬，所以大家也许料想要讲德意志就是绝对理念的最后体现，超乎它以外恐怕不可能再有任何发展了。
但是黑格尔的见解并不是这样。
他反而说美洲是未来的国土，“在那里，在将要到来的时代，世界历史的主题要表现出来——或许〔他用典型的口气补充说〕以南北美之间的抗争表现出来。
”他好像认为一切重大的事情都采取战争形式。
假使真有人提醒他，美洲对世界历史的贡献或许是发展一个没有极端贫困的社会，他也不会感兴趣。
相反，他倒说至今在美洲还没有真国家，因为真国家需要划分成贫富两个阶级。
在黑格尔，民族凭着马克思讲的阶级所起的作用。
他说，历史发展的本原是民族精神。
在每一个时代，都有某一个民族受托担负起引导世界通过它已到达的辩证法阶段的使命。
当然，在现代这个民族就是德意志。
但是除民族以外，我们也必须考虑世界历史性的个人；那就是这种人：他们的目标体现着当代应发生的辩证转变。
这种人是英雄，他可能违犯平常的道德律，违犯也不为过。
黑格尔举亚历山大、凯撒和拿破仑为实例。
我很怀疑，依黑格尔之见，人不作战争征服者是否能够是“英雄”。
黑格尔对民族的强调，连同他的独特的“自由”概念，说明了他对国家的颂扬——这是他的政治哲学的极重要的一面，现在我们必须把注意力转向这一面。
他的国家哲学在《历史哲学》和《法哲学》（Philosophy of Law）中都有发挥。
大体上和他的一般形而上学是一致的，但不是这种形而上学的必然结果；不过在某些点上——例如，关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他对民族国家的赞美达到了和他的重全体、轻部分这个一般精神不相容的程度。
就近代来说，颂扬国家是从宗教改革开始的。
在罗马帝国，皇帝被神化了，国家因此也获得了神圣性质；但是中世纪的哲学家除少数而外全是教士，所以把教会摆在国家上面。
路德因得到新教邦主们的支持，开始了相反的做法。
路德派教会大体上是信奉埃拉司图斯之说的。
霍布士在政治上是个新教徒，发扬了国家至上说，斯宾诺莎跟他所见略同。
前面讲过，卢梭认为国家不应当容忍其它政治组织。
黑格尔是属于路德派的激烈新教徒；普鲁士国家是埃拉司图斯式的专制君主国。
这种种理由本来会使人预料国家要受到黑格尔的高度重视；但是即使如此，他也算走到了可惊的极端。
《历史哲学》里说“国家是现实存在的实现了的道德生活”，人具有的全部精神现实性，都是通过国家才具有的。
“因为人的精神现实性就在于此：人自己的本质——理性——是客观地呈现给他的，它对人来说有客观的直接的存在。
因为‘真的东西’是普遍的意志和主观的意志的统一，而‘普遍的东西’要在国家中，在国家的法律、国家的普遍的与合理的制度中发现。
国家是地上存在的神的理念。
”又：“国家是理性自由的体现，这自由在客观的形式中实现并认识自己。
……国家是人的意志及其自由的外在表现中的精神的理念。
”《法哲学》在论国家的一节里，把这个学说阐述得稍完全一些。
“国家是道德理念的现实——即作为显现可见的、自己明白的实体性意志的道德精神；这道德精神思索自身并知道自身，在它所知的限度内完成它所知的。
”国家是自在、向自的理性者。
假使国家（像自由党人所主张的那样）仅为了个人的利益而存在，那么个人就可以是国家的成员、也可以不是国家的成员了。
然而，国家和个人却有一种与此完全不同的关系。
因为国家是客观的“精神”，而个人仅以他是国家的成员而论才具有客观性、真实性和伦理性，国家的真意和目的便在于这种结合。
倒也承认可能有坏的国家，但是这种国家仅只存在而已，没有真的实在性，而理性的国家本身就是无限的。
可见黑格尔为国家要求的位置跟圣奥古斯丁及其旧教后继者们为教会所要求的位置大体是相同的。
不过，从两点上看旧教的要求比黑格尔的要求要合理些。
第一，教会并不是偶然造成的地域性社团，而是靠其成员们信以为有无比重要性的一种共同信条结合起来的团体；因而教会在本质上就是黑格尔所谓的“理念”的体现。
第二，天主教会只有一个，国家却有许多。
尽管把每个国家在对国民的关系上做成黑格尔所说的那样专制，要找出什么哲学原则来调节不同国家之间的关系总有困难。
实际上，在这一点上黑格尔放弃了他的哲学空谈，而拿自然状态和霍布士讲的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作为后盾。
只要“世界国家”还不存在，那么俨然像只有一个国家似地来谈“国家”，这种习惯是要造成误解的。
在黑格尔看来，所谓义务完全是个人对国家的一种关系，所以便没留下任何借以使各国的关系道德化的原则。
这点黑格尔是承认的。
他说，在对外关系上，国家是一个个体，每个国家对于其它国家是独立的。
“由于在这种独立性中，现实精神的‘向自有’有其存在，所以独立性是一个民族最基本的自由和最高的光荣。
”他接着论驳会使各个国家的独立性受到限制的任何种类的国际联盟。
公民的义务（就他的国家的对外关系来说）完全限于维持本国家的实质的个体性，即独立与主权。
由此可见战争不全然是罪恶，不是我们应当尽力废止的事情。
国家的目的不单是维持公民的生命财产，而这件事实便构成战争的道德根据，因此不应把战争看作是绝对罪恶或偶然的事情，也不应认为战争的原因在于某种不该有的事。
黑格尔并不只是说在某种事态下一个民族无法恰当地避免进行战争。
他的意思远不止于此。
他反对创设将会防止这种事态发生的机构——例如世界政府，因为他认为不时发生战争是一件好事情。
他说，战争是那样一种状态，即我们认真理解现世财产物品的空虚无益。
（这个见解应当和相反的理论，即一切战争都有经济原因，作一个对比。
）战争有一种实际的道德价值：“战争还有更崇高的意义，通过战争，各国人民的伦理健康就在他们对各种有限规定的固定化的冷淡上保全下来。
”和平是僵化；神圣同盟和康德的和平联盟都错了，因为由众国家做成的一个家庭必定创造出一个敌人。
国与国的争端只能由战争来解决；因为国家彼此之间处于自然状态，它们的关系既不是法的关系，也不是道德关系。
各国家的权利在它们个别的意志中有其现实性，而每个国家的利益就是它自己的最高法律。
道德与政治不成对比，因为国家是不受平常道德律约束的。
这便是黑格尔的国家说——这样一个学说，如果承认了，那么凡是可能想象得到的一切国内暴政和一切对外侵略都有了借口。
黑格尔的骗见之强显露在这点上：他的国家理论同他自己的形而上学大有矛盾，而这些矛盾全都是那种偏于给残酷和国际掠劫行为辩护的。
一个人如果迫于逻辑不得不遗憾地推论出他所悲叹的结论，还可以原谅；但是为了肆意鼓吹犯罪而违反逻辑，是无法宽恕的。
黑格尔的逻辑使他相信，全体中的实在性或优越性（这两样在他看来是同义的）比部分中的要多，而全体越组织化，它的实在性和优越性也随之增大。
这证明他喜欢国家而不喜欢无政府的个人集群是有道理的，但是这本来应当同样让他不喜欢无政府式的国家集群而喜欢世界国家才对。
在国家内部，他的一般哲学也应当使他对个人感到更高的敬意，因为他的《逻辑学》所论述的全体并不像巴门尼德的“太一”，甚至不像斯宾诺莎的神，因为他的全体是这样的全体：其中的个人并不消失，而是通过他与更大的有机体的和谐关系获得更充分的实在性。
个人被忽视的国家不是黑格尔的“绝对”的雏型。
在黑格尔的形而上学中，也没有任何不强调其它社会组织而独强调国家的有力理由。
在他不重教会重国家这件事情上，我只能看到新教的偏见。
此外，假如像黑格尔所认为的那样，社会尽可能地组织化是好事，那么除国家和教会而外，还必须有许许多多社会组织。
由黑格尔的原理来推论，必须说每一项对社会无害而且能够因协作而得到振兴的事业都应当有适当的组织，每一个这种组织都应当有一份有限独立性。
也许会有这种反对意见：最后的权力总须归属某个地方，除归属国家而外不可能归属别处。
但是即使如此，这个最后的权力在企图苛酷得超出某个限度时如果不是不可抗拒的，这仍旧是好的。
这就使我们接触到评判黑格尔的全部哲学时的一个基本问题。
全体比部分是不是有较多的实在性？是不是有较多的价值？黑格尔对这两个问题都作肯定的回答。
实在性的
神为什么选择以色列?
圣经有个最大的预言 他体现在一个民族身上 那就是 犹太人 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最近出版了一本专门介绍“以色列”的书，副题称它为《谜一般的国家》。
因为以色列人的经历以一般历史的眼光看来，实在太奇特，太不可思议。
为什么以色列这么一个又弱又小的民族，亡国已经二千五百多年，被驱离本土，并分散到世界各地也已经近二千年，却不被同化消灭？为什么连绵不断的苦难和浩劫总是紧紧伴随着这个弱小却又表现非凡的民族？为什么这么一个被卑视、迫害的弱小民族却在亡国失土两千多年以后居然又能重建他们的国家？为什么这么一个小国在强敌围攻、战祸不断的情况下，却不被摧毁，反而越战越强，在短短几十年中，把一块荒凉不毛之地改造为沃土良田，并建立起现代化的工农业国家？所有这些，在人看来都是难以置信的奇迹，但从圣经看来却是事所必至，理所当然。
因为早在两、三千年以前，圣经已经预先将以色列人日后的这些情景写得清清楚楚。
这当然不是人所能够做到的，这是神的作为，所以在人眼中看为希奇。
“以色列”一书的作者们虽然承认圣经对人类文明有重大贡献，但却囿于成见，不相信圣经是神的启示，只把它看作犹太人的传说，因此他们始终不能找到正确的答案，该书也就只能以“谜”开始，也以“谜”结束。
以色列人在圣经中有独特的地位，被称为“神的选民”，他们之所以与众不同，原因在此。
如果不明白这一点，便不可能理解以色列人。
因此，我们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以色列人的历史和选民的来由。
自从人类的始祖亚当犯罪堕落之初，神就预定了对人类的救赎计划。
为了实现这一计划，神必须先得着一些忠于神并与神合作的人，然后以此为基点将神的救恩普及全世界。
为此，神拣了一个家族。
约在公元前十几世纪，神首先拣选了亚伯拉罕，他的长处是对神的话深信不疑，坚决奉行，因此被称为信心之父。
亚伯拉罕原籍在迦勒底的吾珥（今伊拉克境内），那是一个充满偶像崇拜的地区，所以神呼召他离开本土，前往迦南地（现今巴勒斯坦一带，神立约应许将该地赐给他的后裔为业，并说，“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
”可见神的目的是藉此使万民得救。
以后亚伯拉罕生以实玛利（阿拉伯人的祖先）和以撒，神拣选了以撒。
以撒生以扫和雅各，神拣选取了雅各。
神先后向以撒和雅各重申了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
雅各又名以色列，所以雅各的后代就称为以色列人。
雅各晚年全家因饥荒从迦南下到埃及，在埃及寄居了四百三十年，成为二百万人口的大族。
埃及人因忌恨而残酷地奴役他们。
到公元前约十四世纪，神差遣摩西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前往迦南地，途经西乃旷野时，神藉摩西与以色列人立约，使以色列人作神的子民（选民），并给他们制定了以“十诫”为核心的全备律例和典章。
十诫的第一条便是“我耶和华是你的神，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第二条便是“不可拜偶像”。
（此外还有“要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等等。
）那时全世界的人都信奉多神，拜偶像，或祭拜祖先及其它死人，神要以色列人远离偶像和各种邪神，专一敬拜耶和华，以便引导万国万民归向这位独一的真神而得蒙救恩。
然而作为神的选民，以色列人的表现并不成功。
除了世世代代有少数忠心于神的人维持选民的传统以外，以色列人就整体而言可说完全失败。
他们常常悖逆神，行神看为恶的事惹动神的忿怒。
当以色列人遵守神的道时，神对他们确有厚爱，多方恩待他们。
但神爱之深，责之也切，所以当他们背离神转去行恶时，神给他们的惩罚也特别严厉。
摩西晚年时因预见到以色列人日后将面临的这一严重后果时的而忧心如焚，所以他最后在《申命记》中语重心长地反复告诫他们，务必要世世代代谨守神的诫命，否则，神必将严惩不贷。
他说，“看哪，我今日将祸福与诅咒的话都陈明在你们面前，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就必蒙福；你们若不听从神的诫命就必受祸。
”“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们作见证，你们在得为业的地上必不能长久，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在各国中令人惊骇，笑谈，讥诮。
在那些国中你必不得安逸，你的性命必悬悬无定，昼夜惊恐，性命难保。
外头有刀剑，内室有惊恐，使人丧亡。
你们剩下的人数稀少。
”不幸以色列人并没有听从摩西的警告，他们日后的遭遇也果然完全像摩西所预先警告的一样。
摩西死后，他的继承人约书亚率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取得该地为业。
至公元前十一世纪建立了以色列王国。
在最初的君王中，只有大卫王较正直，到第三代所罗门王晚年就犯罪堕落了，以致国家一分为二。
北朝仍名为以色列，南朝则称为犹大。
犹大国的君王中好的少，坏的多；以色列国的君王中则一个好的也没有。
这些君王全不把摩西的告诫放在心上。
他们非但不听从神的诫命，反倒去拜偶像，供奉外邦的邪神，把百姓陷在罪中，无恶不作。
神屡次差遣先知警告他们，要他改邪归正。
但他们仍是充耳不闻，甚至反将先知杀害。
他们真个是明知故犯，屡教不改。
于是神的惩罚终于来临；公元前722年北朝以色列首先被亚述吞灭，大批人民被掳往外邦。
而南朝犹大国并不悔悟，仍然继续作恶，所以也于公元前582年为巴比伦所灭，京城耶路撒冷和圣殿被毁，人民除被杀者外，大多数被掳往巴比伦为奴，以色列人至此彻底亡国。
五十年后巴比伦被波斯和玛代所攻取，以色列人也转为波斯的奴隶。
七十年后波斯王亚达薜西准许剩余的以色列人归回本土，重建耶路撒冷和圣殿。
但重建的犹大只是波斯的一个省，不现是独立的国家。
从这时起，以色列人被称为犹太人。
公元前三百年，希腊将波斯打败，犹太地也被希腊占领。
不久希腊因亚历山大猝死而崩溃，犹太再转受埃及等国统治。
以后罗马帝国兴起，公元前63年，罗马大将庞培征服犹太，屠杀犹太人一万二千，从此犹太受罗马统治。
就在罗马皇帝奥古斯督年间（公元前四年）耶稣降生于犹太，成长于一个木匠的家庭。
犹太人深受亡国之苦，他们根据摩西和众先知的预言，一直盼望“弥赛亚”（译为希腊文即“基督”）降临、解救他们。
但现在耶稣基督来了，他们却不接受他。
犹太人的上层人物，即长老、祭司长和文士等因为耶稣出身低微，就藐视他、厌弃他。
更因耶稣深受百姓爱戴，就满心嫉妒，要将他置于死地。
他们先买通叛徒犹大，用诡计捉拿耶稣，再聚众要挟罗马巡抚彼拉多，要求以当时罗马最残酷的刑罚，将耶稣钉十字架（犹太人自己最重的刑是用石头打死，不像钉十字架那么残酷。
所以犹太人的这一要求既无理，又恶毒）。
彼拉多反复查验，不能发现耶稣有任何过失，所指控他的罪名全无实据。
彼拉多不愿草菅人命，有意按照每逢节日就释放一个刑犯的常例将耶稣释放，但犹太人宁愿释放一个杀人强盗也不肯放过耶稣，必欲除之而后快。
彼拉多无奈，就当众洗手说：“流这义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当吧！”犹太人喊着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于是犹太人在他们一贯的恶行之外，又加上一条恶到极处的罪行，就是将神的儿子，义者耶稣基督毫无理由地钉死在十字架上。
因此，他们和他们的子孙必须为自己的恶行承担全部责任。
当耶稣受难前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时，因预见到日后的灾祸就哭了。
并预言说：“耶路撒冷啊，你常常杀害先知，……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四面固住你，并要扫灭你和你的儿女，……他们要倒在刀下，又被掳到各国去……看哪，你们的家要成为荒场留给你们。
”耶稣死后四十年，即公元七十年，犹太人终于大祸临头。
那时罗马太子提多率大军镇压犹太人的反抗，经过激烈的争战，终将耶路撒冷攻破，城池和圣殿再次被毁。
犹太人被杀者多达两百万，饿死及被掳者不计其数。
公元132年，罗马再次镇压犹太人的反抗，杀死并掳掠犹太人五十万，其余犹太人则全部被逐出犹太地，分散到各国，颠沛流离，“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以至于今，正如摩西和众先知所预言。
这就是历史上犹太人的“大流散”。
犹太人流散到列国之后，到处受排斥、嘲讽、鄙视。
犹太人有卓越的才能，英才辈出，产生过弗洛伊德、歌德、黑格尔、爱因斯坦和马克斯等杰出人物。
犹太人只占世界总人口的不足百分之三，但在诺贝尔奖得主中却占百分之十五。
犹太人头脑精明，长于经商，在很多国家中犹太人在经济界都有决定性影响，在学术界、文化思想界他们也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但犹太人并不受人尊重。
他们卓有才能而工于心计，长于理财而吝婪、刻薄、吝啬和为富不仁的象征，人们提起“犹太人”，虽不得不佩服，但总有憎恶卑薄之意。
在莎士比亚的名剧“威尼斯商人”中，那个放高利贷，又要从债户身上割掉一磅肉的商人就是“犹太人”。
正如摩西和众先知所预言，犹太人“在各国中令人惊骇，笑谈，讥诮。
” 最令人惊心动魄的是犹太人所遭受的迫害和杀戮。
似乎从古至今，刀剑血光之灾总不离开他们，他们所经历的苦难和浩劫没有任何其他民族可与之比拟。
除亚述、巴比伦和罗马帝国所加给他们的战祸之外，欧洲国家所加给犹太人的迫害几乎连绵不断。
中世纪十字军东征时，也曾因宗教偏见对犹太人滥行杀戮。
公元1881年俄国沙皇被刺，犹太人因此被杀者达百万之众。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沙皇又威逼犹太人出境，不从者即用机枪和手榴弹残杀。
第二次大战时，德国希特勒更对犹太人进行了空前的大屠杀。
在德国势力范围内九百万犹太人中竟有六百万惨遭集体灭绝，只有少数仓皇出逃，方得幸免。
当初犹太人在埃及为奴四百多年，人口由七十人增加到二百万，增加两万多倍，足见以色列人的自然增殖率之高。
但自亡国以后，他们的人口却几乎没有增长，因为世世代代有太多人死于天灾人祸。
两千五百年后的今天，全世界的犹太人只有一千多万。
正如摩西所预言：“你们剩下的人数稀少。
”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历经浩劫的民族，人数稀少又被分散于万国之中，没有祖国，没有自己的土地，但却没有被消化或同化，仍然作为独特的民族生存下来，继续保持其固有的民族传统。
这一奇迹在人类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历史表明，一个民族在亡国之后，不出五百年继之而来的就是灭种，整个民族将被消灭或同化而消失。
历史上强大的民族如巴比伦，埃及和罗马，都不能逃脱这一命运，而唯独弱小的犹太是个例外。
为什么？历史学家们无法解释，但圣经却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事出于神的命定。
早在三千多年以前神就藉摩西警告以色列人，如果他们背离神而转去行恶，就必受祸，他们将亡国，亡国之后神所给他们的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惩罚，即将他们“分散在万民中”，让他们饱受患难。
但神却没有说要将他们灭绝。
因为以色列人虽然背信弃义，作恶多端，但神仍是信实的。
所以摩西同时又说，“耶和华神是有怜悯的神，他总不灭绝你，也不忘记他与你列祖所立的约。
”这就是以色列人之所以能九死一生，历万劫而仍能顽强存在的根本理由。
有人会说，中国人在历史上也曾亡国两次，不也至今安然无恙吗？但中国人之所以两次亡国而仍然存在，有几个条件是以色列人无法比拟的：（一）中国是个大国，广土众民，而入侵的都是少数民族，无法动摇中国的根本。
（二）这些少数民族虽因民性强悍，可以在军事上暂时胜过汉人，但在经济、政治、文化上却远比汉人落后，所以入侵后很快就被同化而成为中国人的新血。
（三）外族对中国的统治相对短暂，而且中国人一向在原地聚居，从未脱离固有土地。
然而以色列人的处境则完全和中国相反。
如果中国人也处在以色列人的处境下，其后果将十分可虞。
例如中国人之移居海外者，如在人口、经济、文化上长期处于弱势地位，则二、三代之后便很难保持固有传统。
在这方面实远不及犹太人。
神不但命定以色列人不被灭绝，而且还预定以色列人日后必将重归故土，再建一个新的国家。
所以摩西更进一步说，“那时，耶和华你的神必怜恤你，救回你这被掳的子民，从分散你到的万民中将你招聚回来，就是天涯的，你的神也必将从那里将你招聚回来。
”先知以西结则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以色列人从他们所到的列国收取，又从回围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本地。
我要使他们在那地，在以色列山上成为一国，……他们决不再分为二国。
”这些预言写在圣经里已经几千年，但以色列人不被灭绝已是奇迹，谁能相信他们还要重归故土、重新建国？直到上世纪，仍然无人相信。
因为在人看来，此事根本无实现的可能。
首先，犹太人离开本土之后，该地早已为波斯人、阿拉伯人等所占据。
这些人世代居住该地已经一千多年之久，早已视该地为他们的故乡。
特别是七世纪回教兴起以后，很快便成为中东北非一带最强大的宗教政治力量，犹太地区也早已成为他们的势力范围。
在耶路撒冷犹太圣殿原址上已经建起了两座回教的清真寺。
回教徒同样也把耶路撒冷视为他们的圣地，回教徒与犹太人势同水火，断不会容许犹太人归回。
其次，人数稀少的犹太人散居世界各地，一无共同居住的土地，二无共同的组织，更无政府，甚至没有共同的语言，三无军队，四无国际政治支持，立国的基本条件一项也不具备，谈复国岂非痴人说梦？但神所命定的事终必成就。
以色列的复国建国过程有如一篇情节曲折变幻、扣人心弦的传奇故事。
自上世纪末，若干犹太人的有识之士，鉴于犹太人在世界各地生存权利毫无保障，唯一的出路是建立犹太人自己的国家，于是他们发起了一个叫做“锡安运动”的组织（锡安是耶咱撒冷的一座山），以推动犹太人重返故土、复国自立。
唯因时机尚未成熟，绩效不彰。
但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形势忽然急转直下，有了重大转机。
因当时英法两国企图以优势海军联合进攻达达尼尔海峡，以便切断德国与土耳其的联系，进而控制整个战局。
但德制之岸防炮火力强大，再配合潜艇的鱼雷攻势，使英法舰队受到严重损失。
英国开始意识到发展优质炸药的迫切需要，否则无以挽回颓势。
当时曼彻斯特大学恰巧有一犹太裔化学家魏兹曼博士（Dr. Chaim Weizmann），此人生于俄国，长于波兰，学成于德国，执教于英伦，系“锡安运动”的主要成员之一。
他被英国海军部聘为炸药专家，不久即研制成功质优价廉的无烟炸药，英国海军因此立即转败为胜。
魏兹曼从此成为英国政界高层的上宾。
英国政府为酬谢他的不世功勋，决定支持他的犹太复国主张，当然也因为此事符合英国的利益。
英国海军部长贝尔福转任外交部长后，于1917年发表著名的贝尔福宣言，支持犹太人返回巴勒斯坦乡土。
同年12月英国自土耳其手中攻取耶路撒冷，随后魏兹曼也率领“锡安运动”委员会到达，他们终于返回犹太本土。
三十年代德国法西斯的排犹行动，迫使犹太人大量返回巴勒斯坦。
第二次大战期间，因魏氏的努力，犹太复国运动获得英美两国的支持。
数万犹太青年也加入英军对德作战，为日后以色列建国准备了军事人才。
二次大战结束后奇迹开始出现。
联合国决议在巴勒斯坦实行分治，分别建立以色列和阿拉伯两个国家。
1948年5月14日英军撤出，新的以色列国于同日宣告成立，成为联合国第59个会员国。
二千五百年前圣经所预示的图景，终于成为现实。
二战时期德国曾想方设法对犹太人赶尽杀绝，这是何故？
希特勒是个极端的种族主义者和反犹主义者。
他在《我的奋斗》中写道：“雅利安人的最大对立面就是犹太人。
”他把犹太人看作是世界的敌人，一切邪恶事物的根源，一切灾祸的根子，人类生活秩序的破坏者。
这些观点成了希特勒后来屠杀数百万犹太人，企图灭绝犹太人的理论依据。
究其原因大致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透视： 1、历史的原由。
在历史上，欧洲人对犹太人持有成见。
为了阐明问题，有必要对犹太民族的历史作一个简单的机关的回顾。
犹太人的远祖是古代闪族的支脉希伯莱人，公元前，他们的祖先曾聚居生活在阿拉伯马勒斯坦土地上。
公元1世纪，罗马帝国攻占巴基斯坦后，犹太人举行过多次大规模反抗罗马占领者的起义，但都遭到了罗马统治者的血腥镇压。
到公元135年的犹太人起义再义惨遭失败为止，在这1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罗马统治者屠杀了百万犹太人，最后把还把余者全部赶出马勒斯坦土地，使他们流散到西欧完全处于落后的小生产的农牧社会，土地被人们视为最珍贵的财富，商业则是人们鄙视的行业。
犹太人逃往西欧后，当地的封建主们非常歧视他们，不许他们占有土地，只许他们经营商业。
不知是历史过错教育了他们，还是生死磨难砥砺了他们，或者说这本来就是历史赋予的机遇，总之，由这一切所构成的历史集合体，铸就了犹太人的特质，使得他们聪明起来，坚强起来。
他们不仅在困境中顽强地繁衍生息，而且逐渐地富有了。
公元13至15世纪，欧洲开始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当地新兴资产阶级同那些经商致富的新兴的犹太人资本家们，产生了利益冲突，噩运再次降临到犹太人的头上。
现实利益的冲突加上宗教信仰的差异，大批犹太人被迫流往东欧及美洲各国，开始了历史上的犹太人第二次逃亡。
不幸的是，这种反对犹太人的意识，居然演变成了一种文化沉淀，在某些国家和地区一直“遗传”到现代。
尤其是进入本世纪后的德及奥民族，反犹情绪与日俱增，希特勒及其追随者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2、宗教的情结。
基督教是世界上流传最广、信教人数最多的宗教。
在欧洲，特别是西欧，人们普遍信仰基督耶稣。
虽说基督教的经典《圣经》之一的《旧约全书》，原是犹太教的经典，两教之间有着密切的历史渊源，但基督教教义认为，是耶稣的12门徒之一的犹大为了30块银币而出卖了上帝之子，是犹太人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这就造成了基督徒们在情感上对犹太人的仇视。
所以说信奉基督教的欧洲人在宗教感情上是很难接纳犹太人。
这种宗教感情的社会化，又逐渐衍化成一种大众化的厌恶犹太人的社会心态。
同样，这种社会心态也作为一种文化沉淀。
世代“遗传”，并随着岁月的推移，逐渐与社会经济政治相结合，使之成为一种随时可以被利用的社会政治的潜在力量。
当这种潜在的东西某个（些）政治野心家利用时，就会像火山一样喷发，成为一种疯狂的社会驱动力。
应该看到，当时的德及奥民族的内部，民族主义思潮盛行，原有的宗教情绪在现实利益冲突的激化下，使人们本来已有的反犹情绪更加激烈，从而加剧了对犹太人的仇视。
在这种社会氛围的熏陶下，希特勒的“仇犹反犹”观点逐步形成，并迅速成为了这股社会情绪的主导，一方面，当时德及奥民族仇犹反犹的社会情绪极大地刺激着他的政治野心，使其民族主义思想恶性膨胀，为其日后仇犹反犹灭犹政策和措施制造社会价值取向，培植政治力量。
3、现实的需要。
本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爆发了世界性经济危机，严重打击了德国，使其工业生产倒退到了上世纪末的水平，国力渐衰。
深刻的经济危机不仅激化了国内的阶级矛盾，而且刺激了垄断资产阶级对外扩张的野心。
“德意志民族必须从掠夺的土地和生产空间中寻找出路”，希特勒的这一争霸世界的主张，得到了德国垄断资产阶级的拥护和支持。
然而，实施建立一个德意志民族的日耳曼帝国的罪恶计划需要巨额资金提供财力保证。
在国力衰落的情况下，把手伸向富有的犹太人成为了他们的理所当然。
另外，居住在欧洲各地的犹太人，较之于其他民族而言，不仅富有，而且素质也要高些。
面对这样一个民族，希特勒及其党徒们，既感到仇恨，又觉得胆怯。
在他们的心中，犹太人这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是他们实现“第三帝国”美梦的严重威胁。
这些，无疑加剧了希特勒对犹太人的仇恨和政治嫉恨。
加上当时德国社会政治生活完全处在一种极端疯狂的症状之中，使希特勒的仇犹反犹观点不仅有了适当的社会环境，且得以迅速疯狂起来。
4、狂暴的病态心理。
希特勒是奥地利海关一个小官吏的私生子，从小缺少良好的教育，青少年时代整天流浪于维也纳和慕尼黑街头，铸就了他既自私又狂妄的性格。
正如他小时的一位班主任老师后来回忆所说的那样：“希特勒缺乏自制力，至少被大家认为性格执拗，刚愎自用，自以为是和脾气暴躁。
”加上他患有痉挛性的神经质，发起癫狂来甚至会趴在地上啃地毯边。
从有关史料上可以看出，狂暴是希特勒性格的典型特征。
例如，1942年的一天，纳粹德国武装部队外科医师扎尔·伯罗赫奉命去晋见希特勒，希特勒的爱犬就猛扑这位医师，吓得他魂不附体，医师被迫与它细声细语地说话，很快它就平静地趴在医师身边，把前肢搁在医师膝盖上，两眼温顺地看着他，并与他逗笑。
希特勒见此情景暴跳如雷：“它是完全忠于我的惟一生物，可你把它骗去了，我要杀死它。
”声音越来越高，简直到了嘶叫的地步，恕吼着威胁要监禁医生，类似这样的事，时有发生，狂暴如嫉恨，又造就了他的狠毒和残忍，希特勒是一个有严重病态心理的政治狂人。
上述四大原因，如果孤立地看其中任何一个原因，都很难构成对犹太人的灭绝性仇杀。
只有把这四大原因融合为一体时，才能产生确定性的使犹太民族在劫难逃的社会效应，而希特勒则是把这四大原因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的魁首。
首先，纳粹党打着当时在德国流行的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块招牌，宣扬德意志民族是优秀民族，把犹太民族视为劣等民族。
为了蛊惑人心，欺骗德国广大民众，希特勒对这种种族歧视理论从两个方面进行了周密的包装。
一是按照他自己的社会逻辑，怕断章取义地摘取前人论述人口问题中的某些词句，拼凑成一个种族优劣的理论，为把犹太人打入劣等人种制造理论依据。
二是利用早就深植于德及奥人心中的反犹意识和宗教情结，大肆鼓吹“犹太瘟疫”的谬论。
经过希特勒的蓄意“嫁接”，使得这个理论再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种族歧视了。
他利用历史的宗教的因素，为其灭绝犹太人而创设了广泛的社会基础，使得这一理论更加具有普遍的煽动性。
希特勒一上台，之所以能够顺利推行一整套疯狂迫害犹太人的反犹灭犹政策，无疑得益于他这个荒谬绝伦的理论。
其次，纳粹党还利用当时德国国内广大群众痛恨凡尔赛和约的心理，煽动复仇主义情绪，并把这种情绪转移到犹太人身上。
在这四大原因中，现实的需要是最直接的要素，其它两方面的原因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如果没有历史的原因和宗教的情结作为先导性条件，那么，即使现实再需要，也很难想象会达到如此疯狂和残忍的程度。
只有当这四方面的原因聚合为一体时，才产生了那可怕可憎的充满血腥的驱动力。
任何历史事件都是社会各种相关因素合力作用的产物，或者说是时事造就的。
二战期间，600万犹太人惨遭杀害，希特勒当属罪魁。
希特勒对犹太人特有的种族仇恨和政治嫉恨，是政治狂人病态心理的一种特殊反映。
导致希特勒严重病态心理的“菌种”就是来自历史成见和宗教情结，恰好又得到了当时德国社会环境的孕育。
确切地说，希特勒的严重病态心理与当时德国社会政治生活的疯狂病态是相辅相成的。
一方面，疯狂的病态心理正是历史成见、宗教情结和现实需要三大原因的粘合剂；另一方面，这三大原因的聚合又把希特勒疯狂病态的心理推向了极端，从而引发了那场人类历史的大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