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三百年只管在经济、文明、科技、文明水平上均到达现代王朝的巅峰，但是在国力和军事上却一言难尽，让人诟病不已。
很多人不由会想，假设宋朝能将弱小的综合国力成功转化成硬实力，那么历史会有齐全不同的走向，宋朝的成就和威名定会远迈汉唐。
国度的走向从来是由统治阶级选择的，而关于封建君主制的王朝而言，皇帝才是选择国策和国度命运的关键人物。
恰好宋朝其实是个君弱臣强，皇帝与士大夫独特治天下的比拟独裁的朝代，因此像秦皇汉武唐宗明祖那种强势的帝王并不多，大局部时刻君权都遭到掣肘。所以其实宋朝的皇帝大多显得比拟伟大，存在感不强，在出名度上除了开国之君宋太祖赵匡胤，反倒是艺术家皇帝宋徽宗赵佶和逃跑皇帝宋高宗赵构比拟有名。
而且自赵匡胤死后，宋太宗北伐惨败后宋朝国策转向，奉行的是守内虚外防范武人的国策，因此之后大多是守成之君，外交尚可，却开拓无余，大气魄的有为之君寥寥。
只要与王安石一同推广变法的宋神宗算是例外，但是宋神宗只管有冲破祖制的气魄，却缺乏坚持究竟的信心，在变法上经常妥协和打折扣，而且不得其时，内有守旧派掣肘，外有强敌压抑，所以他虽是有为敢为之君，却不是宋朝崛起的时机。
宋朝三百年间仅有的一次性扭转国运的时机其实是在宋神宗之子宋哲宗时，相比其父宋神宗和弟弟宋徽宗，宋哲宗的存在感近乎于无。但是宋哲宗真实是两宋少有的威武敢为之君。
宋哲宗赵煦继位时年仅十岁，由其祖母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司马光等反变法派辅政。年幼的宋哲宗眼睁睁看着太后和大臣将他敬重的父亲推广的新法全盘否认和破除，全力打压清理变法派，还将宋神宗收复的土地割让给西夏向西夏妥协退让，甚至否认宋神宗的功劳和奉献，妇孺皆知神这个谥号可不是美谥。
朝堂上的军国小事也都由高太后与大臣解决，年少的宋哲宗齐全没有发言权。大臣们也凌辱他年幼，基本不讲君臣之义，奏事只面向高太后禀报，把后背对着宋哲宗，“只见臀背”。
宋哲宗在亲政前的八年期间里就看着太后和大臣们尽废新法，清理变法派，而后自己外部洛、蜀、朔三派党争倾轧，外交一塌懵懂，对外还卖土求荣。
等到宋哲宗曾经长大可以亲政时，高太后却不还政，大臣们也装聋作哑依然向太后奏事，也不劝太后撤帘归政。
宋哲宗只管年幼却自幼聪明，心中自有主张和见地，对旧党这一系列倒行逆施的行为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在没有亲政掌权前不时隐忍不发。
最大的镇压也只是在高太后问他大臣奏事你怎样一句话不说，宋哲宗轻描淡写又带有不满的答道：娘娘曾经奖励了，儿臣还说什么。
宋哲宗性情强硬自有主张的另一个体现是高太后发现他经常经常使用一张旧桌子，就令人给换了新的，但宋哲宗又派人将旧桌子搬了回来继续经常使用，高太后问他为何，宋哲宗答道这张桌子是父皇（宋神宗）用过的。
宋哲宗自身是一个有性情有主意的皇帝，却遭到太后和大臣的鄙视不尊重，因此当高太后病死他亲政后马上斥逐旧党召回变法派，从新开启了宋神宗的变法。
现代的历次变法成功与否齐全看皇权对变法的态度，战国时为何只要商鞅变法成功，就是在于秦孝公全力允许，敢推戴变法的一概严惩，后继的秦惠文王虽杀商鞅却照旧推广新法。宋神宗王安石变法为何失败，在于宋神宗的不坚决，总是在和守旧派争执和妥协，造成变法打折扣和阳奉阴违。
而宋哲宗既继承了父亲宋神宗变法强国之志，也看到变法与不变法的成果反差，更痛恨守旧派的尸位素餐和对自己的不尊重，因此他推广变法的信心十分彻底，凡是固执的守旧派一概贬谪，踢掉了变法最大的绊脚石，同时清除了变法中的一些弊病。
宋哲宗只管痛恨守旧派不重用他们，却并不专断被恼恨蒙蔽，他推戴新党对守旧派斩草除根，以为要遵守祖宗遗制不屠戮大臣。而且他对高太后和守旧派执政时一些正当的敕令也没有像守旧派对新法那样不分好坏意气用事的一概破除，而是择其善者而从之。说明他是一个理性合格的政治家。
宋哲宗注重吏治，政治清明，各级官吏都要考核政绩，不合格作假的一概贬黜，推选官员不称职的也会有薄惩。曾有官员述职时说自己在中央上捕盗有功，宿愿能获取御赐的章服，宋哲宗都气笑了：”捕盗，是你为官的本职，这也说是功劳？”
宋哲宗和他的宰相章惇堪称是铁血君主遇上铁血宰相，宋哲宗未亲政前旧党大手一挥将数万将士流血就义夺回的土地拱手送还西夏向其示好，结果西夏依然不时犯境。
宋哲宗亲政后一改旧党弃地求和的政策，任用名将章楶对西夏发起功势，不时鲸吞西夏土地，两次平夏城之战西夏几十万大军惨败，自愿向宋朝求和臣服，“夏自平夏之败，不复能军，屡请命乞和。”
同时任用名将王赡、王厚重启河湟之役，攻灭了吐蕃唃厮啰政权，收复青唐地域。
宋哲宗在位时的开疆拓土岂但收回少量失地，而且对西夏构成了压抑长处，双方的攻守之势曾经易位，宋朝曾经占据了被动。
为什么说宋哲宗是宋朝三百年惟逐一次性崛起的时机呢，由于北宋前期有辽国打压，基本没有翻身的时机，中期西夏又打的北宋焦头烂额一筹莫展，末期金国崛起横扫辽宋，南宋则是先被金国后被蒙古压抑，加上皇帝无能，所以基本无法能成功逆袭。
而宋哲宗则不一样，宋哲宗无论个兽性情还是执政作风都是雄主风范，在宋朝仅次于宋太祖赵匡胤，其次他在位时君强臣强，君臣一心，宰相章惇是一位闻风而动的强力宰相，敢做小事也能做小事，因此君臣一体省却了许多扯皮，加上贬黜了只会当绊脚石的旧党，因此哲宗一朝执政效率很高，没有了守旧派的倒行逆施，宋朝国力优化的快，也才有了起初宋徽宗时的富庶。
更关键的是过后的国内环境对宋朝很有长处，这时西夏曾经被宋朝打的跪地求饶，收复河湟断其右臂，宋军更是在西夏的命根子横山和天都山立足，齐全把握了军事被动权，即使是昏聩的宋徽宗时也能吊打西夏，灭夏其实只是期间疑问了。
再说宋朝另一个大敌辽国，宋哲宗在位前后辽国是萧峰的结拜大哥辽道宗耶律洪基在位，耶律洪基之后是亡国之君天祚帝耶律延禧，祖孙两人一个是庸君，一个是昏君，辽国曾经是日暮西山。
纵观这一期间的宋辽夏三国，辽国两代庸主曾经是国事日非徒有其表，西夏通过几十年母党外戚专权也是元气大伤有力与宋朝争锋，只要宋朝通过变法国力在方兴未艾，也没有前期宋徽宗时的肆无忌惮，可以说若是宋哲宗没有25岁就英年早逝的话，大有或许吞掉至少是肢解西夏，再乘金国崛起时收回燕云十六州以长城为防线，金国也不会晤宋朝无能而无时机南侵。
宋哲宗既是雄主也是仁君，他经常拿出内库自己的私房钱用来空虚边防军储，或许用来安抚边陲上的降顺部族。经常放宫女出宫归家，有人指斥乘舆按律当斩也被他宽恕，颁令鼎力推广收养遗弃饥贫幼儿，甚至还完善监狱的设备改善囚犯生存，令监狱都要设置气楼凉窗坚持通风，置备席子饮水等，桎梏器械活期消毒荡涤，囚犯定时沐浴坚持卫生，冷天要预备薪炭取暖。
宋哲宗只管实践执政期间不长，却在外交和军事上都很有建树，加受骗时对宋朝无利的国内情势，原本是可以庸庸碌碌让宋朝崛起的，却年仅25岁就病死，也就此葬送了宋朝最好的一次性时机。
不过作为宋朝最后一位雄主，他和宋神宗一样被文臣所不喜，在宋史中也评估不高，以为他瞎折腾，罢斥小人，重用小人，掀起党争，报复残酷，“”。
赵匡胤对北宋有哪些贡献？他或许是宋朝最厉害的皇帝
赵匡胤是宋朝开国皇帝，或许多数人都认为赵匡胤最大的成就便是结束了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基本建立起了一个统一的王朝。
实际上赵匡胤对于北宋的贡献远远不止这些，宋朝能就此步入正轨，并且在文化、经历等多个领域有着辉煌的成就，其实都和赵匡胤离不开关系。
赵匡胤不同于很多其他的开国皇帝，他曾两次杯酒释兵权，既解除了自己的后顾之忧，也照顾了将领们的感受，这要是没有过人的情商可绝对办不好。
勒石三戒 开创仁政清明王朝，文以靖国 营造中国文治盛世，赵匡胤建隆之治令人感叹！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一个朝代，像宋代前中期那样，涌现出一种令历史有些眩目的现象——众多文坛巨匠们接二连三前仆后继地跻身于最高权柄中枢，用极大的热情推行变法改革，又在短暂的改革跌宕起伏、反复中命运大起大落，上演一部慷慨激昂、悲天悯人的历史大剧。
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苏轼、曾巩、司马光……这一个个在文学史上至今仍振聋发聩熠熠闪光的名字，不但个个才华横溢、满腹经纶，创作的诗词歌赋、经典著作名垂千古，而且在力图治国安邦变法图强中，也是各露千秋峥嵘。
虽然他们基本都是以黯然退场的方式而告别历史舞台，但是你只要仔细看一下他们下场后的命运——均得善终，这又令你不得不发出由衷的赞叹！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有段话很有名，现在屡屡为宋朝鼎盛之说引用，即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且不说文化巅峰宋词之婉约优美，久负盛名，就是书画艺术，只要看一眼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就印证了这个盛世是如何繁荣富强的。
西方与日本史学界中，认为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文艺复兴与经济革命的，也颇有人在。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曾评价宋朝黄金时代。
营造这个盛世的，就是开国皇帝赵匡胤。
公元960年，后周的殿前检点赵匡胤踢开那仅有七岁的侄皇帝，自己披上皇袍。
建立宋朝后，为传承、巩固家天下计，首创杯酒释兵权的和平演变模式，把握有重兵之权的将领全部解职。
一方面鼓励他们多积金帛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另一方面倡导和表彰沉湎隐逸之风。
有最高帝王的教诲和示范，再加上老庄之学和佛学禅理早已流行于世，何愁不迎来明日复明日、今昔是何年的岁月？武将们热衷在酒池肉林中，养妾成风，沉湎于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境地；文人士大夫们洋洋得意在勾栏瓦肆中，和歌伎名伶们填词作曲、笙歌笛舞、唱酬做答、颠鸾倒凤。
宋词有中国历史上脂粉气息最浓的词曲，以柳永为代表的文人们在灯红酒绿的忘忧乡梦游国里，把这种气息诠释到了极致。
暖风吹得游人醉，直把杭州做汴州。
最典型的诠释了这个虽然偏安却始终浸淫在灯红酒绿的王朝繁荣的景象。
赵匡胤几杯美酒加劝诫，轻而易举地解决了历朝武将专军篡权的难题，被誉为最高政治艺术的运用，成为千古佳话。
赵匡胤虽是一员武将出身，却极喜爱读书，常手不释卷。
他深有体会地说：宰相须用读书人！对于读书不多的文臣武将，赵匡胤也总是鼓励他们要多读书，以弥补自己的不足。
赵普正是在他的鼓励下才变得手不释卷，以半部论语治天下的。
赵匡胤用人不问资历。
他时常命令臣下要注意选拔有才能而缺少资历的人担当重任；自己也随时留心内外百官，见谁有什么长处和才能，都暗暗地记在本子上。
每当官位出缺，他就翻阅本子，选用适当的人去担任。
这又使臣下都致力于读书提高自己。
最高统治者以身作则，举国上行下效。
宋太祖为首的宋初领导集团集体发奋图强，励精图治，使宋初的社会经济迅速呈现蒸蒸日上的可喜局面。
宋太祖减轻徭役，赋税专收，以法治国，兴修水利，发展生产，澄清吏治，劝奖农桑，移风易俗等一系列英明决策，不仅尽快医治了200年的战争创伤，而且迅速把宋朝推向空前繁荣的局面，出现了历史上享有盛名的建隆之治。
赵匡胤通过采取收起精兵，削夺其权，制其钱谷的三大纲领，巧妙的削弱相权、罢黜支郡、强干弱支、内外相维、三年一易、设置通判、差遣制度等等，将军权、行政权、司法权、财政权牢牢控制，一举铲平了藩镇割据武夫乱政的历史状况。
所以宋朝300年的历史中，从不曾发生大的内乱和地方割据。
宋朝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经济与文化教育最繁荣的时代之一，儒学复兴，社会上弥漫尊师重教之风气，科技发展亦突飞猛进，政治也较开明廉洁，终宋一代没有严重的宦官乱政和地方割据，兵变、民乱次数与规模，在中国历史上也相对较少。
文以治国，武以安邦，宋太祖奉行文以靖国这一理念，果断地实行佑文抑武的基本国策，通过设立誓牌，尊崇士大夫，完善科举，创设殿试，知人善任，厚禄养廉等一系列重大举措，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受推崇的一代文治之君，彻底扭转了唐末以来武夫专权的黑暗局面，使宋代的文化空前繁盛，以至于后人称：宋朝是文人的乐园。
因此，宋太祖也可以称的上是五代十国野蛮政治的终结者，又是后世历朝文明政治的开拓者。
与历史上其他著名的王朝相比，宋太祖所创建的宋朝以其鲜明的文人政治特色而登上中国文治盛世的顶峰，可谓中国君主专制史上的最开明的一个王朝。
因此，尽管宋朝300年的基业中，对外长期积弱，但在民间却享有盛誉，并对后世历代产生深远影响。
公元开宝九年十月二十日(976年11月14日)，正值55岁盛年的赵匡胤突然死亡，留下烛影斧声的历史疑案。
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士大夫阶层，自幼接受的教育就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内圣外王的教诲，以天下兴亡为己任，传统的修、齐、治、平是他们的理想。
在天下发生大动乱、社会即将发生大变革时，士大夫们一定会站出来，有所作为。
这也是为中国封建历史一再证明了的。
在宋朝，出身于低贱农民家庭的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等知识分子，通过科举进入仕途，之所以敢于投身于改革，朝廷一贯制的宽松敢言政策是保障机制。
作为最早认识到朝代隐患而具有远见卓识的代表人物，作为当时急欲奋起扭转这种局势的士大夫，他们这些从青年时期就慨然以天下为己任的非凡人物，待进入到官僚阶层后，就接连上书给皇帝，洋洋万言尽为革除天下弊端奋起改革的疾呼。
范仲淹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在历经重重困厄后，由于触及了众多保守官僚的切身利益，加上昏庸无道的皇帝醉心于花前月下，本来就不想求什么进取找什么麻烦，短短数年，这些轰轰烈烈的变法即告失败。
他们辞别官场后，仍顽强地表达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兼济精神，实在令宋朝永远在史上熠熠生辉！具有超凡才能政治家的王安石变法，他最大历史贡献并不是曾设立过十余条改变社会管理方式的法，关键在于他始终不渝信奉和坚持的变法中代表那个时代最强音的三不足无畏之精神、信念。
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喊声，集中体现了王安石超人的胆识和变法的精髓，如黑暗长空划过一道闪电惊雷留下气贯长虹之势，其远见卓识其后历代改革者无一超越。
梁启超《王荆公》是20世纪评议王安石及其新法影响最为持久的著作。
《王荆公》为王安石及其变法彻底翻案。
梁启超称王安石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他把青苗法和市易法看作近代文明国家的银行，把免役法视作与今世各文明国收所得税之法正同，实国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誉之社会革命。
虽然变法失败，但他却能全身而退，隐居金陵半山园终老。
知识分子独善其身，无非要有三个空间：生活空间、学术空间、政治空间。
南宋即便类似庆元党禁那样的黑暗时期，这三个条件也仍然具备。
在籍士大夫官僚即便不在朝任职，也能保持起码的生活空间，国家权力没有取缔书院，知识分子仍留有一定的学术空间。
国家权力尽管可以流放知识分子中的反对派，但不是在监狱中囚禁、从肉体上消灭他们。
不杀士大夫与上书言事人的祖宗家法，在为知识分子预留政治空间这点上，宋朝与其他朝代相比，都是最好的。
就这一点而言，其开国统治眼光无疑是长远清明的。
政治文明最终营造出辉煌的物质文明。
除了公元前4世纪的商鞅在渭河流域策动的那场令处于草昧状态的秦王国一朝而霸、天下重归一统的变法外，历史上的变法多是失败的，尤其是中世纪的王安石变法和近代戊戌维新的失败，令后世扼腕叹息。
只要这两个变法中的一个取得成功，今天的中国或将是无与伦比的世界强国。
赵匡胤之死和“金匮之盟”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如果要说起北宋第一历史疑案，莫过于宋太祖赵匡胤的死。公元976年，阴历十月二十日晚，年仅五十岁的赵匡胤毫无征兆地死在了皇宫的万岁殿里。他死得太过于突然，也太具有传奇色彩，就连宋朝的官方史书上，也只留下了短短12个字：“癸丑夕，帝崩于万岁殿，年五十”。所以，直到千年以后，仍然有执不同观点的人为此争论不休，成为了至今都无法揭晓的历史谜题。
金匮之盟初现
公元981年的阴历九月，原宋太宗赵光义的幕僚柴禹锡突然告发开封府尹、秦王赵廷美，罪名是“骄恣，将有阴谋窃发”（《宋史》）。赵廷美是太祖赵匡胤、太宗赵光义的弟弟，若要审理赵廷美是否有不臣之心，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关键性人物，他就是赵普。
赵普出身官宦之家，帮助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后，历任枢密院直学士、枢密使等职，后连任十年宰相一职。赵普他志存高远，深谋远虑，在任何时刻都和赵匡胤配合的天衣无缝。赵匡胤对于这个帮助自己登上皇位的谋臣也十分信任。
后唐李煜灭国后，为了让赵普在皇帝面前说些好话，就给他送来了五万两白银。赵普没敢接受李煜的贿赂，直接上交给了赵匡胤。赵匡胤又还给了赵普，并嘱咐赵普，别忘了写信向李煜表示感谢。过了一段时间，李煜前来朝见赵匡胤的时候，赵匡胤非常高兴，就赏了李煜一些金子，这些金子的数目，不多不少，正好是五万两。李煜这下才明白，他送赵普银子的事被皇帝知道了。
赵匡胤有一次去赵普家，看见墙角放着十个瓶子。赵普说，这是吴越王钱俶送给他的海鲜。打开一看，全是金子，吓得赵普慌忙跪倒请罪。赵匡胤哈哈大笑：“收就收下吧，他估计天下之事都是你拟定的吧！”
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来，赵匡胤在这个时候还是相当信任赵普的。然而随着赵普的权势越来越大，也让赵匡胤开始忌惮他。赵普收下吴越王钱俶的金子后，就在京城开始修建自己的府邸。这原本也不是什么大事，皇帝也不会过问。当时官府禁止私人贩卖陕西、甘肃的木料，赵普就派府中的小吏去采购，然后运到京城。这个小吏就趁机偷窃木材，打着赵普的旗号在京城贩卖。赵匡胤知道后，非常生气，就想下旨意将赵普赶出京城。
而就在这个时候，赵普又与枢密使李崇结成了儿女亲家。李崇手握兵权，而赵普手握相权，如果他们两个人联合起来就等于控制了国家的军政大权，赵匡胤对此当然不能容忍。赵匡胤虽然没有在这件事降罪赵普，却随便找了一个理由将李崇降了职。
赵匡胤对赵普的态度，让翰林学士卢多逊看出了端倪，于是，一次又一次告赵普的状，不是说赵普贪赃枉法，就是说赵普纵容手下胡作非为。赵匡胤于是就顺坡下驴，将赵普赶出了京城，挂着宰相的头衔，调任河阳三城节度使。
当柴禹锡等人告发秦王赵廷美骄奢恣肆，将会发生阴谋的时候，赵光义就召见已经回京闲仕的赵普前来问话。在官场摸爬滚打一辈子的赵普知道自己升迁的机会到来了。他对赵光义说，愿意替皇帝查明真相，又随意编造了“金匮之盟”，为赵光义即位的合法性提供佐证。
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建隆二年（公元961）二月，杜太后自知在世时间已不长，就召赵匡胤、赵普等入宫受遗命。太后问赵匡胤说：“你知道你是怎么得到天下的吗？”赵匡胤呜咽：“此皆祖考及太后馀庆也！”杜太后说：“不是！那是因为柴家让一个小孩儿当君主，群臣不服。如果后周有年纪稍长一点的国君，你怎么会有机会？你和光义都是我所生，在你百年之后，应该传位于你的弟弟，这才是社稷之福。”赵匡胤痛哭说道：“我怎么敢不按你的教诲去做！”并转身对赵普说：“你把我们说的话记下来！”于是，赵普就在杜太后的病榻前写下了誓书，并在纸末署上：“臣普记”。赵匡胤亲手将其放到金匮之中，命可靠的宫人掌管。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金匮之盟”。
金匮之盟疑云
赵光义听赵普这么一说，就在宫内找到了金匮，打开一看，果然有誓书，不由得大喜，对一直没有重用赵普表示了诚挚的歉意。于是，赵普重新得到了重用，晋升为司徒兼侍中，这是北宋前期最高的宰相之位，后来又被封为梁国公。
“金匮之盟”的出现，使赵光义的继位变得合情合理，使人们原先对他即位的怀疑一扫而光。长期以来，没有人怀疑它的真实性，《宋史》、司马光的《涑水记闻》、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均以此作了记录。尤其是明代的一些历史评论家，都接受了这种说法。
而对“金匮之盟”提出疑问的，则是起源于一个和尚对赵匡胤之死的描述，他在《续湘山野录》中记载：赵匡胤和赵光义年轻的时候，遇到一个道士。这个道士神通广大，准确的预测出了陈桥兵变，赵匡胤成为皇帝的日期。赵匡胤当上皇帝后，多方查找这个道士也没有找到。赵匡胤五十岁的时候，道士又出现了。故人相逢，赵匡胤格外高兴，就询问自己的寿命。
道士说：“今年十月二十日夜，如果天气晴朗，陛下可以再活十二年；如果不是，就请您准备后事吧！”到了这一天，赵匡胤怀着忐忑的心情，登上了太清阁遥望天空，天气晴朗，星星璀璨闪烁，他感到十分高兴。不料，天色骤变，大雪伴随着冰雹从天而降。于是，他就召来了晋王赵光义，屏退了宫女太监，两个在宫中喝酒。守在外面的人隔着窗户看到赵光义不胜酒力离席后退。到了三更的时候，两个人走到了外面，积雪已达数尺，赵匡胤柱斧除雪，喊道：“好为之，好为之。”
然后，赵匡胤就回寝宫睡觉，鼾声如雷。到了五更的时候，发现皇帝“玉色莹然如出汤沐”，但已经驾崩。守在宫中的赵光义马上接受了哥哥的遗命，在哥哥的灵柩前即位称帝，是为宋太宗。
所以，有些专家就认为，“烛影斧声”只不过是赵光义弑兄篡位的借口。若赵匡胤真的觉得时日不多，需要安排后事，不可能单独召赵光义一人前来。至于守卫们在室外看到赵光义在喝酒时的几次退让和赵匡胤用玉斧刺雪，正是赵光义和赵匡胤进行殊死搏斗的真实写照。赵匡胤想不到一向温和善良的二弟会那么迫不及待地想要坐上那至高无上的宝座，而对他痛下杀手。
还有就是赵匡胤死的时候，他的两个儿子均已经成年且身体健康，都合法的皇位继承人，他为什么要破坏“父死子继”的继承制度而传位于自己的弟弟而不是嫡子。更为奇怪的是，在赵光义继位后，想通过功绩来证明自己帝位的合法性，踌躇满志的发动了著名的高梁河之战，意欲收复被“儿皇帝”石敬瑭割让给辽国的燕云十六州。高梁河一战，赵光义一败涂地，差点丧命。赵光义逃回来之后听说，在他与大军失联期间，有人想拥立赵匡胤的长子赵德昭为帝。赵光义在没有追查事情原委的情况下，就痛斥了赵德昭，最终导致赵德昭被迫自杀。赵德昭自杀两年后，赵匡胤的次子赵德芳也不明不白的死去，死因仍然指向了赵光义。
正是在这种不利情况下，赵光义找到了郁郁不得志的赵普，炮制了“金匮之盟”的谎言。
无论赵光义是否通过合法途径获取了皇位，无论赵匡胤是病怒交加而死，还是死于兄弟之手，谁也不知其详。不过十分清楚的是，赵匡胤的死亡确实给北宋带来了深远的影响，由此拉开了宋朝与外族作战屡战屡败的历史序幕。
唐宋八大家的有趣故事！！
韩愈三岁而孤，受兄嫂抚育，早年流离困顿，有读书经世之志，虽孤贫却刻苦好学。
二十岁赴长安考进士，三试不第。
二十五岁后，他先中进士，三试博学鸿词科不成，赴汴州董晋、徐州张建封两节度使幕府任职。
后回京任四门博士。
三十六岁后，任监察御史，因上书论天旱人饥状，请减免赋税，贬阳山令。
宪宗时北归，为国子博士，累官至太子右庶子，但不得志。
五十岁后，先从裴度征吴元济，后迁刑部侍郎。
因谏迎佛骨，贬潮州刺史。
移袁州。
不久回朝，历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职，五十七岁终。
政治上较有作为。
诗力求险怪新奇，雄浑而重气势。
王安石，生于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卒于元佑元年（公元1086年），字介甫，晚号半山，小字獾郎，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世称临川先生。
宋临川人（现为 抚州 东乡县 上池自然村人)，汉族。
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
在北宋文学中具有突出成就。
其诗“学杜得其瘦硬”，长于说理与修辞，善用典，风格遒劲有力，警辟精绝，亦有情韵深婉之作。
著有《临川先生文集》。
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
父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
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强，受到较好的教育。
庆历二年（1042年）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的官吏。
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
熙宁二年（1069年）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推行新法。
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南京市）钟山，谥号“文”。
其政治变法对宋初社会经济具有很深的影响，已具备近代变革的特点，被列宁誉为是“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
.[编辑本段]政治家王安石 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以进士第四名及第，历任签书淮南（扬州）节度判官厅公事、知鄞县（今浙江宁波）事、舒州（今安徽潜山）通判，一度调开封任群牧司判官，旋又外调知常州事、提点江南东路刑狱公事，继召为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诰。
多年的地方官经历，使王安石认识到宋代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宋封建统治所面临的危局是“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
因此，王安石在嘉佑三年（1058年）上宋仁宗赵祯的万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
以历史上晋武帝司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图“逸豫”，不求改革，终于覆灭的事实为例，王安石对改革抱有士大夫群中少见的紧迫感，大声疾呼：“以古准今，则天下安危治乱尚可以有为，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要求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不然，汉亡于黄巾，唐亡于黄巢的历史必将重演，宋王朝也必将走上覆灭的道路。
封建士大夫也把治国太平的厚望寄托于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台执政。
熙宁初，王安石以翰林学士侍从之臣的身份，同年轻的宋神宗议论治国之道，深得宋神宗赏识。
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
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指出“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
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在执政前就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
”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曾经指出：“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故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而“理财以农事为急，农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趋农为急”。
在这次改革中，王安石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
王安石认为，要发展生产，首先是“去（劳动者）疾苦、抑兼并、便趣农”，把劳动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那些游手好闲者也回到生产第一线，收成好坏就决定于人而不决定于天。
要达到这一目的，国家政权需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从上到下的改革。
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
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诸如农田水利、青苗、免役、均输、市易、免行钱、矿税抽分制等一系列的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
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王安石亲自撰写《周礼义》、《书义》、《诗义》，即所谓的《三经新义》，为学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教材。
变法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对。
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第一次罢相。
特别是由于变法的设计者王安石与变法的最高主持者宋神宗在如何变法的问题上产生分歧，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
加上变法派内部分裂，其子王雱的病故，王安石于熙宁九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
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
政局的逆转，使王安石深感不安，当他听到免役法也被废除时，不禁悲愤地说：“亦罢至此乎！”不久便郁然病逝。
[编辑本段]历史评价王安石推行的变法，历史上的评价多有不同。
北宋时期，其反对派就以修史的方法进行批评。
到了南宋，再次通过修史的方法对其改革进行定性，指出王安石变法使得北宋王朝遭到灭亡（有说法指出是南宋朝廷为了推卸皇室的责任）。
以后历朝历代均以此作为依据，对其变法做出这样的判断，以至于在宋元话本里有文章专门讽刺。
但是王安石的家乡的一些文人出于同乡的原因进行了一些争辩，例如陆九渊等。
历史发展到近代，中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变故，改革的呼声日益提高，所以对王安石变法开始进行正面的评价，主要的人物有梁启超、严复等，他们从社会现实需要出发，呼吁改革精神。
以后对王安石变法的研究越来越多，并在民国时期有所推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王安石的评价主要从阶级等角度出发，以后逐渐取消了这种方法，从具体的利益角度来看他的变法。
主要研究者有漆侠、邓广铭等。
在海外，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就认为，王安石的多项改革，涉及将当时的中国进行大规模的商业，以及数目字管理，但不见容于当时的官宦文化，亦缺乏有关技术能力而无法取得成功。
宗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法，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
第二年，司马光给王安石写了一封三千三百多字的长信，列举实施新法的弊端，要王安石废弃新法，恢复旧制。
〈答司马谏议书〉是王安石的回覆：“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
”所谓“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正是王安石的写照。
[编辑本段]王安石变法 由于深得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进行变法。
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并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
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
在改革中，他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
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
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一系列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
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
变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两宫太后、皇亲国戚和保守派士大夫结合起来，共同反对变法。
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1074年）第一次罢相。
次年复拜相。
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于熙宁九年（1076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
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
王安石不久便郁然病逝。
[编辑本段]文学家王安石王安石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
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
他反对西昆派杨亿、刘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风，认为“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
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
诚使巧县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
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也。
”（《上人书》）正因为安石以“务为有补于世”的“适用”观点视为文学创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
今存《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临川先生歌曲》等。
王安石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雄健简练，奇崛峭拔，大都是书、表、记、序等体式的论说文，阐述政治见解与主张，为变法革新服务。
这些文章针对时政或社会问题，观点鲜明，分析深刻，长篇则横铺而不力单，短篇则纡折而不味薄。
《上仁皇帝言事书》，是主张社会变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据对北宋王朝内外交困形势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变法主张，表现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国之疵”的进步思想。
《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在叙述并阐释宋初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与原因的同时，尖锐地提示了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利建树，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
它对第二年开始施行的政，无异吹起了一支前奏曲。
《答司马谏议书》，以数百字的篇幅，针对司马光指责新法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事，严加剖驳，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措词得体，体现了作者刚毅果断和坚持原则的政治家风度。
安石的政论文，不论长篇还是短制，结构都很谨严，主意超卓，说理透彻，语言朴素精练，“只用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刘熙载《艺概．文概》），具有较强的概括性与逻辑力量。
这时推动变法和巩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成果起了积极的作用。
安石的一些小品文，脍炙人口，《鲧说》、《读孟尝君传》、《书刺客传后》、《伤仲永》等，评价人物，笔力劲健，文风峭刻，富有感情色彩，给人以显豁的新鲜觉。
他还有一部分山水游记散文，《城陂院兴造记》，简洁明快而省力，酷似柳宗元；《游褒禅山记》，亦记游，亦说理，二者结合得紧密自然，即使抽象的道理生动、形象，又使具体的记事增加思想深度，显得布局灵活并又曲折多变。
王安石的诗歌，大致可以罢相（1076年左右）划界而分为前、后期，在内容和风格上有较明显的区别。
荆公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涵蓄……后为群牧羊官，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叶梦得《石林诗话》）。
前期的诗歌，长于说理，倾向性十分鲜明，涉及许多重大而尖锐的社会，问题注意到下层人民的痛苦，替他们发出了不平之声。
《感事》、《兼并》、《省兵》等，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描写和提示了宋代国势的积弱或内政的腐败，指出了大地主、大商人兼并土地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危害，提出“精兵择将”的建议；《收盐》、《河北民》等，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备受统治者迫、害压榨的悲惨遭遇；《试院中》、《评定试卷》等，则直接抨击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要求起用具有经世济国的人才；《元日》、《歌元丰》等，热情地讴歌了变法带来的新气象和人民的欢乐；《商鞅》、《贾生》等，通过对历史人物功过得失的价，抒发了自己的新的见解和进步意义。
安石后期的隐居生活，带来了他的诗歌创作上的化。
他流连、陶醉于山水田园中，题材内容比较狭窄，大量的写景诗、咏物诗取代了前期政治诗的位置，抒发一种闲恬的情趣。
但艺术表现上却臻于圆熟，“雅丽精绝，脱去流俗，每讽味之，便沉沆瀣生牙颊间。
”（《后山诗话》载黄鲁直语）和《泊船瓜洲》、《江上》《梅花》、《书湖阴先生壁》等诗，观察细致，精工巧丽，意境幽远清新，表现了对大自然美的歌颂和热爱，历来为人们所传诵。
从诗体说来，安石的古体诗虽然多用典故，好发议论，但象《明妃曲》、《桃源行》篇，立意新颖，充满着情感和丰富的想象。
律诗则用字工稳，对偶贴切，但有时不免失于过多的雕刻。
五绝和七绝尤负盛誉，“王半山备众体，精绝句”（《寒厅诗话》），“荆公绝句妙天下”（《艇斋诗话》）。
他的诗对当代和后世都有影响，被称为“王荆公体”（严羽《沧浪诗话》）。
安石的词，今存约二十余首。
虽不以词名家，但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旧习”（刘熙载《艺概.词曲概》）。
《桂枝香.金陵怀古》一词，通过描写金陵（今江苏南京市）壮景及怀古，揭露六朝统治阶级“繁华兢逐”的腐朽生活，豪纵沉郁，被赞为咏古绝唱。
它同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一词，开了苏东坡豪放的先声，给后来词坛以良好的影响。
从文学角度总观安石的作品，无论诗、文、词都有杰出的成就。
北宋中期开展的诗文革新运动，在他手里得到了有力推动，对扫除宋初风靡一时的浮华余风作出了贡献。
但是，安石的文学主张，却过于强调“实用”，对艺术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计不足。
他的不少诗文，又常常表现得议论说理成分过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韵味。
还有一些诗篇，论禅说佛理，晦涩干枯，但也不失大家风范，是我国诗歌史上的一颗明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