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李鸿章从仕途巅峰跌落，出访欧洲。结果，刚到俄国，就把沙皇派来担任应酬的外交大臣维特，给唬得老半天吱不了声。
事先，因为前一年签署的《马关公约》，李鸿章回到国际后遭到少量弹劾和抗议，只得闲居在家。
慈禧和恭亲王也知道，李鸿章不过就是代为口头他们的旨意，冲在前头当炮灰，便选择借着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仪式的时机，派李鸿章赴俄，顺便商榷一下中东铁路等事宜。
沙皇派去应酬李鸿章的外交大臣维特，早就据说中国官场最讲规矩和排场，假设自觉没能遭到礼遇，很有或者会把事情办砸。
维特振作着十二万分的精气，从派出宫廷事务部返回苏伊士运河迎接，到派出专门的战士护卫队伴行，直到在圣彼得堡举办浩荡的欢迎仪式，各项礼宾事宜，事无巨细，精心布置。
维特感觉，这局面，应该让李鸿章很满意了。
结果，一件大事，就把维特这自信给碾在了地上。
圣彼德堡欢迎仪式事先，用过茶点，维特问李鸿章能否想吸烟。
李鸿章也不吱声，突然从喉咙里收回一声相似马叫的嘶鸣音，短短一声事先，立刻有两个中国侍者飞奔而出。
这两侍者一人托盘，一人手持长长的烟袋，咚一下单腿跪在李鸿章背地。
一场令人蔚为大观的吸烟仪式开局了。
一侍者麻溜准确地将烟杆伸入李鸿章口中，等他吸完一口，又不失机遇地把烟袋从他口中取出。另一侍者则专管烟草和火种，火候把握得恰到好处。
整个环节中，维特只看见李鸿章的嘴一张一合，胸脯一同一伏，其它身材部位动都没动一下，整团体一直眯着眼如泥塑般，眼皮都不带抬的。两侍者举措配合得连接紧凑，就像在扮演杂技。
作为沙俄两朝元老，维特也算是孤陋寡闻了，可这样的局面，他也只得连连点头，慨叹自己孤陋寡闻。
李鸿章在沙俄遛了圈后，又走访了其余几个欧洲国度，其中最有目共睹的，人造是美国了。
美国民众为争相一睹这位大清重臣的容貌，纷繁走上街头，就连原本在外度假的总统也敞开了假期。
李鸿章那阵仗，这次又把美国人给看呆了，珍禽异兽带了过去都不说，就连每天喝的水，也让人用红泥封好装坛，一同飘洋过海。
会说英语的鹦鹉，云南大尾巴金鸡，金色的轿子，红泥封装的天山雪水……
李鸿章的这趟欧洲行，还带去一团体，长子李经方。李经方看着老爹这番大摆特摆，心里那油盐酱醋坛，早搅和得不是滋味了。
说起来，李经方其实并非李鸿章亲生，原是李鸿章六弟的儿子。
李鸿章年过40时仍膝下无子，将六弟儿子过继到名下。不过，李经方聪颖好学，很受李鸿章喜欢，哪怕起初李鸿章自己的亲儿子出世了，他也依然最为重视李经方，不时将他带在身边学习历练。
1895年，李鸿章与日本签署《马关公约》时，李经方也与之随行。斡旋之际，日本浪人用手枪刺杀李鸿章，李鸿章被送医疗养。李经方随即被任命为对日谈判全权大臣，之后的公约，理想上都是李经方与伊藤博文在马关春帆楼签署的。
李经方曾恳求父亲，让清廷收回成命，尤其是割让台湾一事。只不过，这对父子的力气，哪能抵得住清廷的颓败。
当年五月，李经方与日本代表在基隆口外的日本军舰上操持了交接事宜后，今天就分开台湾，也不愿进京复命，间接避居上海。
但究竟李经方还是官场中人，这挑子，他没法真正撂下，父亲李鸿章，他也更没法撇至一边。不久，李经方还是回到了官场。
大清的摊子究竟能支棱多久，李经方也没数。只是，一边看着签署丧权辱国公约，一边在国外大肆摆谱，心里这滋味，着实怪异。
1911年，李经方被调任邮传部担任左侍郎。他看到我国的邮政常年被本国人把持，怄不下这口吻，通过屡次交涉，终于完成将邮政业务从本国人管理的税务司，转回邮传部管辖，成为我国第一任邮政总局局长。
关于国运，李经方所能做的，也仅止于此了。不过，李经方对家族财富的运营，还是很得法的。
他跟在李鸿章身边多年，历事见人，早已铺就了人脉，成就了眼界。
李鸿章逝世时，留下超越4000万大洋的遗产，还有少量土地和房产。他把大局部财富，都留给了养子李经方。
李经方也没孤负李鸿章的信赖，在芜湖等地投资了少量房地产，此外还运营当铺、洋坊、保险公司、船运公司。
据统计，整个芜湖的屋宇，最多的时刻，李经方家族占了约有三分之一。
小说《官场现形记》里的“芜湖大戏园”中，刻画的“大员的少爷”，指的就是李经方。
李经方自身的经历见识十分人所能及，但对前人的教育造就，却是他终生败笔。他的儿子，最后沦落到无米下锅，被一张破草席卷起草草落葬的下场。
李经方先前娶了6房妻妾，却没一个儿子。驻外上班的那些年里，他又先后娶了一个英国老婆，一个法国老婆。这一英一法的混合，竟还真给他带来两儿：一个叫李国烋，一个叫李国焘。
按咱中国的传统老话，大儿子就是接户口本的，李经方对这中英混血儿，那是相当钟爱。
这一钟爱吧，间接把人给宠飞天了。十来岁时，李国烋就成了外地小霸王，稍大点，成日里往那花街柳巷钻，还惹了身花柳病。
病治好了，他也不敢再往那些巷子里钻，可挡不住人要把那花魁领回家啊。为那花魁置地买楼、雇请仆人，汽车保镖全套配齐。当然，做这些时，李国烋早已强行脱离了父母家，就是为免管教。
李国烋住在自己的豪宅里，每天吃饱撑着带群打手上街遛狗，一遛还遛6条，余下的期间就是抽大烟，吞云吐雾。
要说这李经方也真实是经历不浅之人，生儿如此，若换作他人，定知这儿无用，更不会把偌大份家财再交他手上。可李经方真就被父爱冲昏了头，还把一万多亩良田交李国烋手中，说是为了让儿学习经商。
李国烋哪有这心理啊，间接把田产全权交由庄头打理，自个连账本都懒得扫一眼，更别提过问和清点了。
人一闲就易作，这是真谛。
李国烋花招玩遍，没多久就迷上了赌博，赌运也是从始至终地分歧。
他逢场必赌，逢赌必输，把爷爷和父亲留给他的房契田契，全都输掉。从某种程渡过去说，他这也算造福一方人民了。
可这时，别说他爷爷1901年就逝世了，他的老爹也已放手人寰。他那英国老母早被他气得回了自己的国度，他只好跑到弟弟家闹腾一番，又弄了些田产到手里。
人造，这样的守财奴，再多的田产，也维持不了几天。
手头真实快没钱时，李国烋也想到过要找份上班。他托相关在救援署找了份翻译官的活，不到三个月，就嫌有碍自在，甩手走了。
家产被败光，上班也没有。1953年，李国烋真实混不下去，突然想起左宗堂的孙子左巨生，二十年前曾找自己借过十石米，就去找人讨要。
左巨生和李国烋是儿时玩伴，两人长大后走的路数也都相差无几，人造，左巨生的生存，也强不到哪去。
左巨生很尴尬：“我真实还不起，要不，你跟我住一块吧，总比一团体过日子强。”
就这样，两光棍住一同，靠着左巨生当清洁工赚点钱，每天熬点稀粥。
这天，左巨生又端过去一碗稀粥，李国烋一口吻喝完后，趔趔趄趄跑了进来。时值冬日，冷风嗖嗖往他那出花的破棉衣里钻。
他才43岁，身材却早已被透支。他稀里懵懂往水塘一跳，被过路的人给救了起来。
寒冬腊月里这么一折腾，李国烋感化了风寒。再加无钱治疗，几天后，还是走到了人生的边上。
逝世前，李国烋开局说胡话，突然间扯着嗓门嘶喊了一声。
这样的声响，六十年前，他的爷爷曾在俄国人背地，也收回过。
左巨生无钱安葬他，只得用一床破草席将他卷了，草草下葬。
至于李经方的另一个儿子李国焘，生存也挺窘迫。而李鸿章自己的两个亲儿子，也就是李经方的两个弟弟，一个早逝，一个收藏了不少字画，晚年还算拮据。
反倒是李鸿章几个兄弟的后辈，有几人成就还是比拟突出的。
曾国藩与李鸿章，两人同为晚清肱股之臣，但性情截然相反，这也造成他们的家风不尽相反。
曾国藩为人为官，重的是道，而李鸿章出世于徽商的环境下，更重视的则是术。
当年，哪怕是在外带兵打仗，曾国藩也极重家教，以及团体的修身养性。包含他的用人之道，选拔下属时，更看重的也是风格。
李鸿章则不然，他的商人思想，让他重视适用，无论是为国理政，还是家风家教，
权谋机变都是李鸿章更为看重的。
兴许，正是这样的家风，让两家前人的路，也很不一样吧。
光绪帝是哪年出生的？谢谢了，大神帮忙啊
光绪帝名爱新觉罗·载湉，同治十年六月二十八日（1871年8月14日）出生于北京宣武门太平湖畔醇王府的槐荫斋。
其父弈譞是道光帝旻宁的第七子，其生母叶赫那拉氏是慈禧太后的胞妹。
光绪帝在同治帝病故之后被指定继承皇位，成为清朝入主中原后的第九代皇帝，在位34年。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1875年1月12日）夜，载湉被送进皇宫，开始了他的皇帝生涯。
入宫的第二年，光绪帝开始在毓庆宫就读，由学问渊博、颇著声名的翁同龢、夏同善等授读。
光绪帝即位的时候，清王朝已经是内外交困、百孔千疮。
幼年的光绪帝在毓庆宫所受的教育与熏陶，与他一生的事业和坎坷的命运都结下了不解之缘。
即入书房，读诗作文，每日皆有课程，除了汉文功课外，还有满洲师傅教授满文以及练习骑射等事，忙忙碌碌，薄暮始休。
幼年的光绪从反抗、适应到渐渐着迷于学习。
帝德教育是毓庆宫的必修课，翁同龢将《孔子家语》中所说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的论说，当作座右铭向光绪帝灌输。
因为只有懂得了这个十分浅显的道理，才能为在风雨飘摇中的清朝筹划补救之策。
因此，在光绪早期思想中，“民惟邦本，兢兢求治”的思想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他认为，当皇帝的只有爱民，国家才会长治久安，人君只有孜孜求治，才会使天下臻于太平。
光绪帝的这种爱民思想，在他早年的诗作中也有充分的反映。
他写了一首《围炉》诗，抒发了当时的思想感情：西北明积雪，万户凛寒飞；惟有深宫里，金炉兽炭红。
少年光绪帝从自己养尊处优的生活中，居然能想到老百姓的困难，是难能可贵的。
除了爱民求治思想外，光绪帝还树立了“求贤若渴，破格用人”的观念。
光绪帝在毓庆宫所受的教育是多方面的，翁同龢等人在毓庆宫十多年中，向光绪帝传授了大量知识和行政经验，但年轻的皇帝想要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仍有着难以克服的障碍。
首先是慈禧，这位西太后自两宫太后垂帘后，就一直是清朝的实际执政者。
这位光绪帝的亲姨妈，手腕圆滑，权欲极强。
眼见光绪已长大成人，而朝政仍不欲下移。
另一位是自己的生父奕譞。
这位亲王“仪表俊伟，工骑射，负气敢任事，聪颖弗其兄�6�0，而爽劲过之”，然而，他却在慈禧面前显得唯唯诺诺，小心谨畏，不敢越雷池半步，内心希望光绪帝早日做一个名副其实的皇帝，但又不敢以此触犯慈禧的利益，给光绪留下了许多难以弥合的后患。
慈禧太后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光绪的控制，强行将自己弟弟、都统桂祥的女儿立为光绪帝的皇后。
光绪帝虽然很不喜欢慈禧安排的这位皇后，极不情愿这桩婚事，但无力摆脱。
光绪十五年正月二十六日（1889年2月15日），光绪帝册立、奉迎了皇后，大婚后不几天，慈禧便颁布懿旨，宣布将政权交给光绪帝，却同光绪的父亲奕譞暗中达成了另一项协议《酌拟归政事宜折》，这份至关重要的奏折，显示了慈禧太后虽然允诺光绪帝亲政，但对于朝廷的用人行政仍具有最终的裁决权力，这一举措使慈禧的干政举动制度化、合法化，光绪帝仍不能真正地执政。
光绪二十年（1894年）朝鲜半岛上掀起了“东学党”起义的浪潮，日本政府一面竭力怂恿清政府派兵赴朝鲜镇压“东学党”起义，一面又以保护日本使馆与侨民和协助朝鲜平乱为口实，派遣大批军队自仁川登陆，兵力已远在清军之上。
清廷照会日本撤兵，日本非但不予理会，反而不断进行挑衅，处心积虑地要点燃战火。
对于日本所要挑起的战争，光绪帝主张予以严厉回击，然而主持前方战事的直隶总督李鸿章却将光绪的督战上谕置之脑后，采取保存淮军实力的作战方针，不敢南下接应，幻想依赖俄国、英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出面调停。
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八日（1895年2月12日）日本侵略军攻陷刘公岛，清王朝经营数十载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惨败。
清政府派出李鸿章赴日本乞和，签订了中日《马关条约》，主要内容为：1.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2.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半岛及附属各岛屿和澎湖列岛给日本；3.赔偿日本军费白银2亿俩；4.开重庆、沙市、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日本轮船可驶入以上各口；5.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工厂。
《马关条约》的签定，清政府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引起举国上下的强烈反对，掀起了反侵略、反投降的爱国热潮。
光绪皇帝痛感国事危艰，危亡在即。
《马关条约》签署一个月后，光绪帝见到了维新派的代表康有为陈述变法图强方略的奏折，这就是《上清帝第三书》。
康有为认为，先事不图，临事无益，亡羊补牢，犹为未迟，中国只要当机立断，速图自强，同样可以拯救。
这些精辟的论说是光绪帝闻所未闻的，“穷则变，变则通”的观点在这个年轻的皇帝的心灵深处引起强烈的共鸣，光绪帝在这份上书中学到了如何筹划自强之策，看到了振衰起弊的前景。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1897年11月）德国侵略军借口山东巨野发生的教案，悍然出兵侵占了胶州湾，沙俄的军舰也紧急动员，向旅顺海面驶来。
英、法、日等国列强也张开血盆大口，等待时机，要将中国瓜分吞食。
中国处于这样的危机局面下，使光绪帝更坚定了要变法图强的决心。
然而，守旧势力对于改革疾首蹙额，他们联合起来，纷纷上书，声言祖宗成法千万不可变。
但光绪帝的态度十分明确，对慈禧太后表明：“太后若仍不给以事权，我愿退让此位，不甘作亡国之君”。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是近代中国历史上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
就在这一天，光绪帝终于向全国颁布了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
从颁布国是诏书这天起，至八月六日（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扼杀变法止，共103天，史称“百日维新”。
百日维新是光绪帝维新事业的光辉顶峰，也是他急剧失败的转折点。
在变法维新期间，共颁布了二三百件变法上谕，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1． 经济方面：设立农工商局，保护和奖励农工商业；各省、府、州、县设立农会；各省设商务局；奖励发明创造；设铁路矿务总局，发展铁路和采矿业；举办邮政；裁撤驿站。
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和决算。
取消满洲贵族生活待遇的特权，许其自谋生计。
各省设商务局、商会，保护地方商务。
2． 政治方面：准许创办报纸和上书言事，给予一定程度的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
改革律例，取消重叠的行政机构，裁撤冗员，澄清吏治。
3．军事方面：裁撤绿营，力行保甲、团练，编练海陆新军，各省军队改练洋操，使用洋枪，并统一制度。
筹设武备学堂。
4． 文教方面：改革科举制度，废八股，改试策论，广设学堂，创办京师大学堂，所有书院、祠庙、义学、社学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的学堂。
省会设高等学堂，郡城设中等学堂，州县设小学。
提倡西学，选派学生出国留学。
光绪推行变法新政，引起顽固官僚的恐慌和不安。
他们为了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拼死反对新政，挑唆慈禧太后阻挠和破坏新政改革。
慈禧为了巩固其权力和地位，于9月21日将光绪帝囚禁在中南海瀛台，她再次临朝“训政”。
变法维新中除京师大学堂和各地新式学堂被保留外，其余新政措施均被废弃。
变法失败后，光绪帝曾对别人说过：“朕不自展，死生听天，汝等肯激发天良，顾全祖宗基业，保全新政，朕死无憾”。
充分流露了他挽救国家危亡、不忘变法的意愿。
在光绪帝最后被囚禁的岁月里，慈禧耿耿于怀，几次欲废掉光绪的帝位。
但因为内外势力的反对，终未成功。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1908年11月14日），光绪皇帝载湉去世。
（百年后的2008年，运用科技手段，证实他确系砒霜中毒而死）第二天，慈禧太后也死了。
伦敦一家英文报纸报道了光绪帝的死讯并宣称：如果这位已故皇帝所推行的改革获得成功，中国将会是另一番模样。
不管这家报纸的论断正确与否。
光绪帝作为封建末世的君主，他的名字是同变法与革新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他在政治上所遭遇的坎坷，无论对于大清皇朝，还是对于中华民族，都是不幸的。
评论李鸿章的”羁縻”外交政策
试论李鸿章的对日外交思想 ——————————————————————————–作者：刘虹叶自成 目前阅读362人次摘要：李鸿章作为清政府的重臣，在对日外交中发挥了主要作用。
他最早主张与日本建交，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后，李鸿章的“联日”思想一度动摇。
1879年日本正式吞并琉球之后，李鸿章开始对日本采取强硬的立场。
中日甲午战争后，李鸿章无论在外交还是在军事上都遭到惨败，他转而求助于“联俄拒日”。
李鸿章的对日外交由于种种原因最后都不可避免的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关键词：李鸿章；联日防俄；甲午战争；中俄密约 中图分类号：K252文献标识码：A国内对李鸿章的研究卷帙浩繁，但对其对日外交思想的研究主要散见于各种传记和其他研究资料中，缺乏对李鸿章对日外交思想的系统研究。
本文试对李鸿章从联日、防日到拒日的全过程作一系统研究，以使人们更全面地了解李鸿章的对日外交思想。
一、李鸿章的“联日”思想 李鸿章力主与日本签订《中日修好条规》是李鸿章“联日”的开始。
日本明治维新后，李鸿章逐渐认识到其迟早会对中国造成威胁。
而当时的日本明治政府企图首先打开名义上是中国属国的朝鲜的大门，要求与朝鲜建立排斥中国的“正常关系”。
在遭到朝鲜的坚决抵制后，一方面开始大力宣扬所谓“征韩论”，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改变策略，决定先与清政府订约建交。
“日清平等后，朝鲜自然列于下位，从中国回来，路过朝鲜王城，再签订日朝条约。
利用所谓远交近攻之策，使清廷无法援助朝鲜。
”①在这种背景下，日本政府于1870年8月派柳原前光等来华议约。
日本要求订约的要求遭到清政府许多顽固派的极力反对，于是柳原前光到天津拜见了刚刚调补直隶总督的李鸿章。
李鸿章第二天便致函总理衙门，表示他的态度说：“日本距苏浙仅三日程，精通中华文字，其兵甲较东岛各国差强，正可联为外援，勿使西人依为外府。
”②以日本为外援就成为日后李鸿章“联日”的主要原因。
由于李鸿章力主订约，清政府改变了原来的立场。
1871年9月，李鸿章与日本全权大臣伊达宗城谈判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及《通商章程》。
此时李鸿章主张与日本订约并提出“联日”，主要出于以下考虑：一是考虑到日本与中国地缘接近，又日渐强大，试图“以示羁縻”，防止日本侵略中国。
但是，李鸿章反对援引西方国家之例把种种不平等特权订入条约，尤其排除了最惠国待遇条款。
李鸿章也看到了日本对朝鲜的野心，所以在《条规》第一条写入“两国所属邦土，亦各以礼相待，不可稍有侵越”，“隐为朝鲜等国预留地步”③。
二是避免日本与西方勾结，“若拒之太甚，势必因泰西各国，介绍固请。
彼时再准立约，使彼永结党援，在我更为失计”④。
三是联络日本对付西方列强，条规第二条“两国既经通好，自必互相关切。
若他国偶有不公及轻藐之事，一经知照，必须彼此相助，或从中善为调处，以敦友谊”⑤。
隐含了李鸿章联络日本对付西方的意图。
但是实际上这一条规并不能构成中日同盟，“必须彼此相助”仅仅意味着道义上的支持，对双方没有约束力。
由于清朝已经衰落，日本刚刚开始“明治维新”，中日也不可能结成一个强有力的同盟对抗西方列强。
有人解释为李鸿章试图建立东方联合战线，甚至“以东制西”，都是不恰当的。
李鸿章对此并没有太大的信心⑥，他顶多希望在再次遭到西方侵略时能与日本互通声气，取得日本的支持，而不至于使日本也加入西方侵略的阵营。
他提出的“联日”应该没有超出以上讲到的三点理由。
1874年5月，即《修好条规》批准互换后不到一年，日本即悍然派兵侵略台湾，对当地高山族人民大肆烧杀掳掠。
李鸿章开始认识到日本对中国居心叵测，“联日”的想法因此有所动摇，并开始意识到要采取措施防范日本。
他上《筹议海防折》，强调了海防的重要性，力主兴建水师。
之后，清廷分别任命李鸿章、沈葆祯督办北洋、南洋海防事宜，李鸿章开始着手创办中国历史上第一支近代水师，提出要与“日本角胜于海上”⑦。
但是日军侵台虽然使李鸿章对日本开始产生怀疑，却仍没有放弃联日的想法⑧。
在处理日本侵台的问题上，他采取了退让的政策⑨。
他认为日本的兵力不足与中国为敌，早晚也得撤兵。
而且中国即使能够取胜也不与日军开战。
李鸿章在台湾事件中主张对日妥协，主要顾虑的是中日开战的后果，“恐是中外构乱之始”，“兵连祸结之象”，担心中日战争一起，列强乘机加大对中国的侵略。
尤其1871年后沙俄占据伊犁，对我国西北边疆构成极大威胁，因此主张对日让步以“联日防俄”。
二、李鸿章从“联日”转为“防日” 1879年4月，日本宣布吞并琉球，改为冲绳县。
日本的行动充分暴露了它在亚洲扩张的野心。
李鸿章对此深为震惊，对日本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他在回复何如璋的信中，反复表达了他的激愤与憎恶情绪：“遽废琉球为县，其无情无理，不守条约，不顾公法，实为地球各国所未有，殊堪痛恨。
”⑩由于当时中俄仍为伊犁问题关系紧张，俄国还派出了一支由两艘铁甲舰、13艘快船组成的舰队开赴远东，法国正在步步入侵越南，因此李鸿章不敢对日本灭琉一事采取强硬态度，只是请当时经中国赴日本游历的美国前总统格兰忒调停中日琉球争端。
格兰忒的斡旋并未奏效，仅仅导致1880年日本派使来华谈判。
日本在谈判中提出，将琉球南部的两个荒岛还给中国管辖，但是作为交换条件，要求修改1871年签订的《中日通商章程》，取消其中关于禁止“内地通商”的规定，给予日本片面最惠国待遇特权，即所谓“分岛改约”。
总理衙门起初接受了日本的要求，与日本草拟了《球案条约》。
李鸿章在中日谈判之初，也主张分岛改约。
但后来，他逐渐认识到防日比防俄更重要，中俄关系紧张时日本往往乘机要挟，而且“日人之诡异，断不肯助我拒俄”。
尤其当李鸿章得到确切的消息，中俄关系有缓和的希望，“俄人实为自固门户起见，尚未蓄意起衅”，同时又意识到日本的侵略野心不小，于是对日本的态度转趋强硬。
他在给清廷的奏折中开始反对“联日拒俄”之说，认为：“与其多让与倭而倭不能助我以拒俄，则我既失之于倭，而又将失之于俄，何如稍让于俄而我得借俄以慑倭。
”主张暂缓批准《球案条约》，对俄稍作让步而反对日本。
1881年6月中俄就伊犁问题签订《改订条约》后，李鸿章立即致信总署，要总署“力持定见”，不要害怕日本的“虚疑恫喝”。
由于清政府拒绝批准《球案条约》，琉球问题被长期搁置起来，实际是不了了之。
自球案发生后，李鸿章对日本的侵略野心和危害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同时意识到日本下一个侵略目标必将是朝鲜，于是开始筹议朝鲜问题，采取一系列措施防范日本对朝鲜的侵占与渗透。
李鸿章首先建议朝鲜与各国建交通商。
1881年，美国要求与朝鲜通商，李鸿章力促朝美双方预定了条约内容。
之后，德、英等国都效法与朝鲜订约，肯定了中国在朝鲜的宗主国地位。
加强了清政府对朝鲜的控制，但是同时，日本也在抓住各种时机将势力逐步渗入朝鲜，李鸿章对此认识不足，出现了很多重大失误。
1882年朝鲜壬午兵变后，日本以“保护使馆”为名胁迫朝鲜签订《济物浦条约》，规定日本也可以在驻朝使馆驻兵。
李鸿章在奏报清廷时表示他的意见说，日本未将割地、开矿及陆路通商各事强迫朝鲜接受，除赔款五十万元稍嫌过多而外，可说“无甚流弊。
”实际上，日本获得驻兵权，为日后大军入境对朝鲜进行全面侵略埋下了伏笔，而李鸿章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甲申政变后日本派伊藤博文来华谈判，在这次谈判中，李鸿章接谕旨，与伊藤博文签订天津专条，规定中日从朝鲜撤兵，将来朝鲜若有变乱，中日两国若要派兵，应先行知照。
天津条约允许日后日本与中国有共同的派兵权，无异于饮鸩止渴，对朝鲜和中国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
甲申政变后日本在朝鲜的政治势力受到极大挫折，没有也不可能采取战争威胁来要求拥有对朝鲜的派兵权，反而是清政府通过天津条约把派兵权送到了日本手里。
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就是依据此条约派重兵侵入朝鲜的。
三、甲午战争后李鸿章的“联俄拒日”思想 甲午战争失败后，日本成为中国最危险的敌人，因此李鸿章急于为清政府“结强援”，以抵抗日本。
俄国在马关条约后与德、法出面干涉迫使日本还辽，使李鸿章对“联俄拒日”寄予了极大的希望。
李鸿章在赴日谈判之初，就曾与喀西尼密谈，达成俄国干涉中日谈判，中国给与俄国在中国东北筑路、开矿的报酬的协议。
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直接威胁到俄国在远东的利益。
俄国立即与德、法两国进行干涉。
三国干涉的结果迫使日本将辽东半岛归还中国。
之后清朝朝野“联俄拒日”的呼声四起。
两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纷纷上书主张“联俄”以抗击日本。
1896年，俄皇尼古拉一世加冕典礼邀请李鸿章参加，李鸿章赴俄并与俄签订了《中俄密约》。
条约规定俄国在黑、吉两省修筑东省铁路，并有驻兵权；中俄两国日后一经有事，互相支援等。
《中俄密约》签订后，李鸿章对此非常得意，认为可为清政府保得至少10年的和平。
后来的历史表明，《中俄密约》的签订和“联俄”政策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首先俄国之所以阻止日本侵占东北是因为俄国试图将东三省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而决不容许日本侵入。
签订《中俄密约》的目的则只在于修路，而“防御同盟不过鱼饵，原无诚意，文忠只思借外援而未悟及此。
故密约甫签而俄皇已以胶州面许德皇矣”。
其次，从此东三省成为俄国的势力范围，“俄人遂建铁路于东北，势力亦由之而渐入东三省。
及庚子俄人更占东北，于是发生日俄战争，驯至于‘九一八’……幕幕层层，莫不导源于中俄密约”，成为东北一系列危机的肇端。
最后，各西方列强纷纷效仿，在中国租借地方，代建铁路和开矿，划分势力范围，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
四、李鸿章对日外交的失败及原因 从上可以看出，李鸿章的对日外交总的来说并没有摆脱其总的外交政策如“力保和局”、“以夷制夷”的影响，但是比较而言，其对日外交思想又与对英、法等西方国家的外交有很大的不同。
李鸿章认为英、法的侵略是远道而来，“重在利商”，而主要不是为了攫取领土，主张在信守条约的基础上，避免与其发生新的冲突，一旦发生新的冲突，也以妥协退让、息事宁人的态度处之。
俄国因在19世纪中叶夺取了中国大片的领土，70年代后又屡次进犯伊犁，曾被李鸿章视为最大的威胁，但是左宗棠平定新疆后，俄国的威胁缓解了，俄国在远东暂时还没有力量进行新的侵略，因此一度被李鸿章视为可以联络的对象。
而日本因为地缘接近，国力又日渐强盛，觊觎的又是作为东三省屏蔽的朝鲜，因此，随着日本侵略野心的逐渐暴露，李鸿章对日本在外交上还是采取了“积极防御”的政策。
但是他过于依赖外交调停，因而对“以夷制夷”寄予厚望。
在中日交往之初，俄国在中国西北和东北边疆都表现出了咄咄逼人的态势，因此李鸿章试图联络日本以抵制俄国。
当俄国的威胁缓解，日本的侵略野心逐渐暴露时，李鸿章开始防范日本，并试图联俄制日。
同时他也试图利用英国与日本的矛盾制约日本。
但实际上，英俄两国都不可能为大清国的利益而卷入中日冲突，甚至希望从中获利。
李鸿章的“以夷制夷”实际上“甘堕洋人之术而不知悟也”，不可能不遭到失败。
他自己后来也认识到了这一点，认为“国际上没有外交，全在自己立地，譬如交友，彼此皆有相当的资格，我要联络他，他也要联络我，然后够得上交字，若自己一无地位，专欲仰仗他人帮忙，即有七口八舌，亦复无济于事”。
过于依赖列强调停的结果是在军事上采取了消极应战的态度。
李鸿章军事上的“消极应战”是中国在中日战争中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也导致其对日外交的最后失败。
梁启超在评价李鸿章主持晚清内政外交的失败时曾指出：“所以失败之故，由于群议之掣肘者半，由于鸿章自取者半。
其自取也，由于用人失当者半，由于见识不明者亦半。
”这基本上也适用于李鸿章的对日外交。
第一，李鸿章作为总揽晚清对内对外大权的重臣，淮军和北洋水师的最高统帅，又办理洋务多年，虽然遭到种种制掣，李鸿章难以尽施其政，但是他始终大权在握，是清政府对日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执行者，驻外公使、总理衙门甚至帝后两党在决定对日的重大决策时都倚重和听从他的意见。
军事外交上的连连失利，李鸿章难辞其咎。
他创建北洋海军，力保朝鲜，对日本进行积极的防御，与盲目轻视日本的满族大臣和只尚“清谈”的“清流”派相比，见识已是高了很多。
但面对国力日渐强盛、正在全力扩军备战的日本，他的见识还是有很大的局限性。
表现在：第一，他对日本的侵略野心始终认识不足。
在马关议和之前，他从未去过日本，只是根据驻日公使的汇报了解到一些情况，对日本政府的真实意图和军事部署都缺乏深刻的了解和判断。
而伊藤博文等人多次来过中国，并派出大量间谍全面了解了中国的情况。
第二，他对敌我力量的对比没有比较清醒的认识。
甲午战前，两国力量对比并不悬殊，清政府并非完全不能一战。
而他总认为“彼之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即暂胜终必败”，一味避战求和，而且往往在形势有利的情况下也以妥协退让了事。
一旦战争爆发，又总想保存实力，不敢全力出击。
日本在发动战争前夕对获胜也没有太大的把握，还因此面对国内强大的舆论压力，但在战场上始终拼死出战，并不断地扩大战争。
第三，过于依赖“以夷制夷”，不可能得到列强真正的支持，列强为了自己的利益反而联合起来共同对中国进行敲诈，或事后索要报酬。
第四，在一个弱肉强食、列强争霸的时代处处坚持“诚信”，认为“倘遇一国有侵占无理之事，尽可邀集有约各国公议其非，鸣鼓而攻，庶日本不致悍然无忌”，相信国际公法的约束作用，轻信条约的规范作用，结果条约无法规范别国，自己反而为条约所束缚。
第五，战争爆发前轻许日本在朝鲜的驻兵权。
战争爆发后，在军事部署和指挥上连连出现重大失误，如平壤战役有将无帅、鸭绿江防线战线过长、旅大防卫空虚等。
没有这些失误，日军本来很难获胜。
第二，不可否认，李鸿章在推行其对内对外主张时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自鸦片战争后，清廷官员视“夷务”为“畏途”，不愿与列强打交道。
李鸿章身处外交要冲，首先要听命于慈禧太后，又要奉清帝的圣旨，同时总理衙门、军机处政出多门，还要时时受到保守派和“清议”派的指责。
他是清政府对外政策的主要参与者和执行者，但并不是最后的决策者。
光绪帝一心主战，但并没有实权，只能连下圣旨催促李鸿章调军备战。
慈禧太后则大权在握，在战争爆发之初她虽然也主战，但很快就转为主和，并为了争夺朝廷的最高统治权而与帝党明争暗斗，李鸿章实际上是主战和主和两种政策的双重执行者。
上则“和战不定”，下则不服调遣。
李鸿章在朝廷，始终是一“外臣”，除了淮军和北洋水师，他对自己权力范围之外的将帅和军队往往调动困难。
因此，战争中救援不力导致孤军奋战的情况多次发生。
为此，他也觉得无可奈何。
“惟中国政体，官与民、内与外均难合一，虑其始必不能善其后……前兴之而后毁之，此信之而彼疑之。
”在这种情况下，“内政不修，外交实无可办之理”，不可能不遭到失败。
第三，李鸿章对日外交的败因还来自很多方面。
他总结为“四难”：“人才之难得，经费之难筹，畛域之难化，故习之难除。
”具体则表现在清军战斗力低下、经费紧张等方面。
1.清军的战斗力确实十分低下。
一方面，清军中虽然也有如左宝贵、宋庆、依克唐阿等勇将，但大部分将领不懂近代化战争的打法，缺少谋略，因而战场上屡屡失利。
李鸿章曾对受过西洋训练的陆海军人才寄予厚望，但是他们又“文秀有余，威武不足”。
另一方面，清军中又有很多贪生怕死之辈，在平壤之战中，日本的军队一万二千多人，李鸿章的淮军达一万四千多人，实力大体相当。
但是叶志超作为平壤战场统领，临阵退缩，弃城逃跑。
其他将领除了一两位坚持抗敌之外都是一击即溃。
日军攻入中国后，清政府调集了大量的兵力应战，却不断有守将不战而逃，以致日军不费吹灰之力攻城掠地。
丁汝昌作为北洋水师提督，多次违背朝廷旨意，宁愿被动挨打，拒不出战，应对北洋海军的全军覆灭负主要的责任。
李鸿章重用叶志超、丁汝昌，有用人不当之责。
但是清军统帅素质低下，清军虚弱不堪一击，也是事实。
将帅已是如此，清军士卒更是战斗力差，训练多年的老兵不是很得力，大部分新募的农民则根本不会打仗，加上枪炮笨重且严重缺乏，清军只能节节败退。
2.“经费之难筹”是甲午战争清朝惨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北洋海军的经费来源确实非常紧张。
在1875年清政府许诺的每年400万两“海防经费”中，到1877年末李鸿章只收到总数不足200万两。
各省同时要给左宗棠远征新疆提供经费，李鸿章在80年代初期每年只从各省收到约60万两用作海防经费。
1889—1890年，北洋海军每年收到约130万两，勉强够维持它现有的舰队、设备和人员。
而且海军衙门自成立之日起，在经营海军的同时，又主管起为慈禧太后修筑颐和园的工程。
据奕寰称：“钦工紧要，需款亦急，思维再三，只有腾挪新捐暂作权宜之计。
所有工程需款，即由新海防捐输项下暂行挪垫。
”1888年11月，醇亲王给李鸿章写信，要求他向几个省的督抚们筹款200万两，存入天津洋行，用利息进一步建造颐和园。
1891年3—6月，清帝批准了海军衙门的奏折，建议颐和园的建筑款项应取自海防捐款和驻外使团专款。
海军衙门因此向清帝建议“停购船械”。
而且，经费滥用滥销，并不造册报户部核销，海军衙门究竟挪用多少或是否贪污了海防经费至今没有一个准确数目，只能大体加以匡算，估计在近10年间挪用海军经费近1000万两。
与此同时，日本正在倾全国之力发展海军。
据统计，1881年至1887年间，日本政府陆军费用增加了40%以上，而海军军费则急剧增加了200%。
1893年起，日本天皇决定以六年为期，每年从宫廷经费中拨出30万元，再从文武百官的薪金中抽出十分之一补充造船费用。
为此，李鸿章感慨道：“日本蕞尔小邦，犹能节省经费，岁添巨舰，中国自十四年北洋海军开办以后，迄今未添一船，仅能就现有二十余艘勤加训练，窃虑后难为继。
” 在中日交往之初，两国都被迫开国，成为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对象。
面对民族危机，中日都主张变法自强，学习西方。
但在对待邻邦的态度上，两国迥然不同。
中国试图“联日”，共同抗击西方列强。
而日本一开始就提出“脱亚入欧”，甚至要“失之于欧美，取之与邻国”，毫不掩饰其对朝鲜和中国的侵略野心，并制定了具体的侵略政策，大力扩张武备，一步步将侵略构想予以实施。
李鸿章主张“联日”，从一开始就不可能成功，防日的结果也是外强中干，中日战争的惨败宣布了对日外交的彻底失败，中国进一步衰落下去，而日本凭借从侵略中国中获取的巨大利益，国力迅速增长，并成为20世纪中国最大的敌人，历史的教训值得深思。
注 释：①井上清：《日本军国主义》第2册，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58页。
②⑦《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一第3页、卷十九第2页、第32页、卷十一第45页。
③④《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十八第49页、卷一第53—54页、卷四十四第6—8页、卷二第115页、卷七十八第17页。
⑤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1957年，第317页。
⑥参见王如绘《李鸿章对日本认识的转变》，《东岳论丛》1998年第5期，该文认为李鸿章试图组织东方联合战线，但也指出李鸿章对“以东制西”没有太大信心。
⑧濮兰德（）在所著《李鸿章》传中提出日本侵台事件是李鸿章改变联日外交的转折点，实际上李鸿章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还寄希望于“联日防俄”，正式转为“防日”应该是在搁置《球案专条》后。
⑨也有人认为李鸿章在日本侵台事件中持强硬态度，如调淮军赴台湾，反对赔偿兵费等。
参见刘世华《李鸿章与日本》，《安徽史学》1996年第3期。
但是李鸿章的淮军赴台湾后并没有采取任何实际行动，他也只是反对以兵费的名义赔偿，却同意以“抚恤代兵费”，并认为如再启兵端，无论胜负，何止数千万。
⑩薛福成：《庸安文别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21、160页。
相同观点见陈伟芳《朝鲜问题与甲午战争》，三联书店，1959年，第84页。
梁启超：《李鸿章传》，海南出版社，1993年，第41页。
《中日战争》第2册，第340页。
《李文忠公尺牍》卷七，第12页。
《李文忠全集》朋僚函稿，卷十九，第41页。
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283页。
包遵彭：《清季海军经费考实》，《中国历史学会史学学刊》1969年第1期。
大隈重信：《开国五十年史》（中文版），第210、218页。
(刘虹：加拿大滑铁卢大学政治系，加拿大；叶自成：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北京 )
1896年，73岁的李鸿章访问德国后，为何会仰天长叹呢？
对于李鸿章来说，这一年是他生命中倒数第五个年头，被慈禧太后称为“再造玄黄”的这个人已垂垂老矣，眼见这玄黄世界群龙作舞，但去年经他之手签订的“马关条约”却像一个耻辱的锁链，让这位老人已经心力交瘁、伸张不能了。
但他仍然需要强打起精神，他身后还站着一帮淮系旧部，他需要为他们铺路，他身后还躺着一个大清帝国，他需要思考，怎样的良药才能既不让它在麻木中昏睡，又不能饮鸩止渴，让它在狂躁症发作下暴毙于途。
清政府派李鸿章从沙俄转赴德国访问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想争取德国人的支持，从而可以顺利的调整海关税率，实现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加。那是因为随着《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再加上三国干涉换辽“成功”，又需要多付出3000万两白银给到日本人手里，假如不提高关税，清政府的财政将捉襟见肘，甚至面临破产境地。
而德国政府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胶州，这是他们早已内定的方案，英、法、俄、日早已在中国得到了几乎全部他们想要的礼物，德国人不认为他们没有这个权利和实力。
李鸿章的德国之行受到了德国各界人士的欢迎，民间的兵工厂就不多说了，李鸿章素来是他们的国际大客户。李鸿章也顺利拜访到了久仰的俾斯麦元帅，毕竟山寨版的东方俾斯麦想见到正版原主的心情也可以理解。
见俾斯麦的过程暂时一放。先说李鸿章与德国外交大臣马沙尔的交锋。
趁小马忙着解释，老李说了，这钱压得我们喘不上气，看来得提高关税啊，老李图穷匕见。小马呵呵了，我们可以表示支持，那你们给我们什么回报呢？我们需要你们提供一处储煤站，当做军港。小马图穷匕见。
最后的结果，李鸿章的中国式承诺（我很理解，我回去就促进一下），让德国人坚定了夺取胶州湾的信心，从计划阶段转为实施阶段。
我们后来知道，第二年，也就是1897年，天赐“巨野教案”良机，德国出兵强占胶州。因为德国人很清楚，大清朝也很清楚。德国人清楚知道大清不会主动谈判给你一块租借地，同时也清楚只要登陆胶州，大清肯定不敢抵抗，因为这都是“说好的”事儿！大清朝当然也清楚，但再清楚也没人去承担主动卖国的罪名，你来抢占，当然就是另外一说了！
说到这里，李鸿章到底叹没叹气没人记载，但假如他叹气，你总该明白李鸿章当时的心情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尤其是当李鸿章在热情的东道主的邀请下，参观了一家又一家庞大又精密的军工制造工厂，作为嘉宾看到了德国军人的战斗素养，通过给自己照X光查出了日人刺杀他那颗子弹位置也证明了德国科技的飞速发展，叹气的理由简直是一桩接着一桩。
补交代一下“东方俾斯麦”李鸿章见到“西方李鸿章”俾斯麦面对面的交流过程。
第一回合，鸡同鸭讲。
李鸿章又问：假如皇帝受到其他人影响，不听我的建议，我该怎么办?俾斯麦：手里握有军权，比什么都重要。兵不在多，而在于精，哪怕仅有最精锐的五万人，只要能奉你号令，就足以攘外安内。
